昨日世界，已一去不返。
疫情奪走的，不僅是生命與財富，更從環境到心態、從宏觀格局到細微末節，徹底改變了許多事物。
經濟損失已讓許多人感同身受。儘管仍有爭議，但不少專家認為，這將引發一場經濟危機。
即便昨日美國聯準會（Fed）推出史無前例的「無底線」救市方案、啟動無限量量化寬鬆（QE），也未能立即平息市場恐慌。
但最糟的或許並非經濟本身，而是國與國之間日益加深的不信任，以及對全球化價值的普遍質疑。
這其實是近年來的顯著趨勢：封閉主義、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交織湧現，貿易摩擦不斷；碳減排目標也迫使許多企業減少對長距離供應鏈的依賴。然而，在利潤驅動下，這一過程長期反覆拉鋸；疫情卻意外加速了它的發展。
舉例來說，近年各界早已高呼將工廠遷回本土，結果這次連口罩都無法自給自足，甚至被嘲諷「沒有口罩」，這種局面自然難以持續。
當然，政治與貿易並非兒戲——儘管現實中有時看起來頗為相似。
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全球化的國際分工與資源配置。中國，正是這一進程的重要建設者與關鍵受益者。
然而這段時期，支持全球化的群體難免感到沮喪：疫情終將過去，飛機將再度起飛，郵輪將再度遠航，但已然鬆開的手，未必能輕易再次牽起。
世界著名智庫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執行長羅賓·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直言：「我們所熟悉的全球化正走向終結。」
他進一步指出，疫情過後，「倘若缺乏維護經濟全球化共同利益的動力，20世紀建立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將迅速萎縮。各國領導人必須展現高度自律，才能維持國際合作，避免陷入公開的地緣政治競爭。」
而一旦疫情應對失利，領導人將很難抗拒把失敗歸咎於他人的誘惑。
這樣的情況，我們已屢見不鮮。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專家們，對於全球化的未來有著高度共識。
副主席香農·奧尼爾（Shannon K. O'Neil）指出，新冠疫情正在動搖全球製造業的根基。許多企業將考慮縮減規模，並將供應鏈分散到多個國家。對於戰略性產業，政府也將出手干預，制定國內的備用計畫與儲備方案。總而言之，企業將不惜犧牲部分利潤，以換取供應鏈的穩定。
高級研究員勞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也持類似看法：「全球化讓企業得以在全球生產，並將產品即時送達市場，從而省去倉儲成本。庫存若積壓超過幾天，就被視為市場失靈。但新冠病毒證明，病原體不僅能感染人體，更能癱瘓整個即時生產體系。」
「受此影響，全球資本主義將進入一個劇變的新階段——供應鏈將更加本土化。這或許會壓縮企業的短期利潤，卻能讓整個系統變得更具韌性。」
而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則認為，「新冠疫情危機至少將在未來幾年內，促使大多數政府轉向內顧，專注於國內事務。考慮到供應鏈的脆弱性，我預計各國將更積極地走向選擇性自給自足（以及隨之而來的脫鉤）。移民政策也將趨於緊縮。由於資源必須優先投入國內重建與應對危機帶來的經濟衝擊，各國對於解決區域性或全球性議題（包括氣候變遷）的意願和承諾也將降低。」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主席、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四星上將約翰·艾倫（John Allen）直言，這種轉變「對開發中國家，以及貧困勞工比例較高的國家來說，風險尤其巨大。」
儘管疫情期間國際合作有所加強，明眼人���深知唯有合作才能共贏，但應對危機的壓力與政治運作的邏輯，仍在不斷侵蝕這種信任與合作的基礎。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指出，這場危機可能加劇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並削弱歐洲的一體化進程。
對政治人物而言，煽動種族歧視與民族主義情緒，是轉移內部矛盾、掩蓋自身失職的便捷手段；對民眾來說，相對的衰落感與絕對的被剝奪感，都容易驅使他們尋找外部敵人來宣洩不滿；疫情引發的恐慌，更為陰謀論與非理性思潮提供了溫床，最終導致各方各信其神，相互攻訐。
歐盟對外指責俄羅斯散播疫情假訊息，對內則承受著各國自掃門前雪、各自為政的壓力。如果義大利、西班牙等重災區無法從布魯塞爾獲得足夠支援，歐盟存在的正當性也將面臨質疑。
類似的分歧也出現在美國與歐洲之間。
「在川普領導下的美國，正展現出一種新的自私，」柏林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高級研究員揚·特肖（Jan Techau）指出。他認為，川普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及「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主張——先是將新冠病毒歸咎於中國，隨後又轉向指責歐洲——「意味著美國已不再為全球服務。」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也提到，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4年伊波拉病毒危機期間，美國都扮演了全球應對措施的協調者角色；但在這次新冠疫情中，美國卻放棄了這個角色。
既然飽受批評，那麼川普的支持率是否正在下滑？
根據美國ABC新聞與益普索（Ipsos）的最新民調，有55%的美國民眾認可川普的危機處理方式，43%表示不認可；支持川普的比例較上周上升了12個百分點，出現逆勢上揚。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身上，其支持率從41%上升至46%。
由此可見民眾的普遍心態。
學者米歇爾·蓋爾芬德（Michele Gelfand）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緊密型（tight）」，更重視規則，民眾習慣接受約束；���一類是「鬆散型（loose）」，更重視自由，社會氛圍較為寬鬆。
疫情證明了「嚴格的規則與秩序能夠挽救生命」。她認為，受疫情影響，美國的政治文化將趨向更加緊縮。
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則認為，為應對危機，各國政府都採取了緊急措施；而危機過後，它們也不會輕易放棄這些新獲得的權力。
他斷言：「過去的瘟疫並未帶來全球合作的新時代，這次也不會。」隨著民眾尋求政府保護，企業也致力於降低未來的脆弱性，我們將見證全球化進一步退潮。
「簡而言之，COVID-19將創造一個開放度、繁榮度與自由度都降低的世界。」
曾擔任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國家安全顧問的學者希夫尚卡爾·梅農（Shivshankar Menon）也認為，所有政治實體都轉向內顧，更加追求對自身命運的掌控。「我們將邁向一個更貧困、更狹隘、更封閉的世界（a poorer, meaner, and smaller world）。」
之所以接連引用這些觀點，是因為發言者身分與機構各異，能提供更立體的思考框架。他們普遍對全球化前景感到悲觀，或至少認為全球化將經歷劇烈調整。
這種信任與合作的消退，在多個層面都有跡可循：廣東、江浙等地的工廠普遍面臨訂單下滑，不得不裁減人力；針對華人的歧視與排斥情緒也在蔓延。當然，國內也存在類似現象，儘管並非主流。
《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近日多次撰文指出，當下國際合作嚴重不足，不僅��防疫工作步履維艱，其負面效應更將在未來數年持續侵蝕國際關係。
這位歷史學家也擔憂，各國政府倉促推出的應對措施可能埋下長遠隱患，例如以公共衛生之名侵犯公民隱私，或是選擇民族主義式的孤立而非全球協作。他警告：「公眾與政府未來幾週的決策，很可能塑造世界未來數年的面貌。」
這類呼籲固然充滿洞見，但要化為現實，前路依然漫長。
各方力量仍在博弈，合作與對立相互交織。世界究竟會走向更深的共情與協作，還是更多的封閉與排斥，目前仍是未定之數。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正如一句老話所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