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面粉大王”荣德生来到上海，与哥哥荣宗敬集资进入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纺织一厂至九厂。
那一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纷飞的欧洲令商人们无暇顾及远东的竞争。荣德生们的商业嗅觉极其敏锐，乘着这个空隙，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在1916年及随后的六年内，申新纱厂的生产能力扩大了十倍。
但是，经历了十多年的好日子后，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随后持续多年的世界大萧条也让中国棉纺业遭受重创。荣氏兄弟的申新也不例外，伴随着日本侵华和商品倾销，国内厂商销售受阻、现金流难以支撑，大量企业濒临破产边缘。
与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一样，1929年开始的世界大萧条对中国的冲击，也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上。
世界大萧条令多数国家转向民粹主义，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同时为了复苏本国经济让货币贬值（放弃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的中国，出口一下子丧失了汇率优势。叠加抗日战争，面对多重危机，当时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棉纺业，展开了一系列“自救”。
各国为了恢复本国经济，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令货币贬值
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也造成了经济衰退，没有人能提前预测到2020年会这样开始。但1931年的中国棉纺业，却面对着比如今更艰难的局面，今天我们花一些时间和篇幅，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看看我们的前辈如何在萧条和战乱中绝处逢生。
损失惨重的棉纺业
1935年春，申新七厂因为债务纠纷问题，要被英国汇丰银行低价拍卖给日商，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30年代的上海滩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军事上侵华，经济上倾销商品，早已令社会各界敌视。当人们听到汇丰银行要把申新七厂贱卖给日商，反日情绪一下子被引爆了。全国实业界群起声援，以保民族工业的主权，纱联会强调这次拍卖事件事关整个棉业的前途。
最终在反日情绪下，汇丰对申新七厂的拍卖以失败告终，但几年前还一片繁荣的华商棉纺业，为什么会走到如此绝境？
棉纺业在近代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重要的进口替代型产业。晚晴时，英国人打破“闭关自守”的中国国门后，棉纱就是除鸦片外进口最多的商品。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棉纺业就作为机器化大生产的先导产业，在一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纺业与后来的轮船、汽车一样，遵循着产业生命周期的规律，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形成产业转移，从英美发家，然后转移到日本、印度，再到中国。
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化水平大大提升，棉纺业向外倾销的需求日盛。甲午战争后，日本出口棉纱的80%以上输往中国（包括香港）。而印度粗支纱，也在中国市场与日本竞争。
一战后，日本和印度两国的棉纺业逐渐从粗支纱向细支纱转变，机械化过程加速，此时华商开始承接一部分粗支纱生产，而中国因为购买力落后，对粗支纱的需求是旺盛的。
荣德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了申新，这一批华商从一开始，就需要面对外国纱厂压倒性的竞争。其中日本纱厂在华实力最强，并且不仅是产品质量上，还在原材料进出口和收购环节都占尽优势。日商之间互通价格，暗定市价，华商受尽凌辱，也只能勉强应付。
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全球开始陷入经济大萧条，美国和法国作为中国生丝的主要进口国，开始缩减进口量，1929年法国下降了64%，美国下降了80%。当时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是日本，日本开始下调生丝价格，中国也不得不跟着降价。
更为致命的是，诸多国家为了恢复本国经济，令货币贬值，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而中国当时是银本位制，在进口产品时使用金来计算，用白银来支付；出口产品时使用白银计算，用外汇支付。例如英国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导致中国货币对英镑的汇率大幅上升，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没有优势。
日本也随后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中国出口商品进一步遭受巨大损失。1931年中国纱的价格是700-800两每担，但日本纱仅售600两每担。
1934年美国《白银购买法案》出台，导致国际白银价格提升，中国出口进一步受阻、白银外流以及贸易赤字，接下来的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中，农村购买力下降，进而导致城市工业陷入危机。
雪上加霜的是，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东北三省是中国重要的生产基地，生产黄金占全国55%，石油占93%，钢铁占79%，对外贸易占37%，这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潮，令日本纺织品在当年销量下跌了三分之二。短期看国货得到了瞬间爆发，但长远来看丧失东三省市场给予了华商棉纺业致命打击。由于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对中国棉纱和布克以重税，却免除日本纺织品的税负，东三省市场几乎完全失去。
1932年1月，日本又袭击了上海市闸北区，破坏了许多中国纱厂，大量工厂不得不停工，甚至交易也被迫停止。一些纱厂的确因此倒下了，例如南通大生第二、上海三新等厂，都因为无力偿还借债而被英国汇丰银行拍卖，汉口第一纱厂也被英国企业兼并。此时的中国棉纺业内忧外患，处于崩溃边缘。
1932年上海事变
消极自救
每年9月和10月是新棉上市期，在这两个月中，有些纱厂为了节约成本，自己派人来直接从农民手中采购，1931年格外多。
但那时候中国农村并不安全，治安非常糟糕，杀人抢货屡屡发生，为了低成本的原棉，各家纱厂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直接采购。
而那些资金困难的纱厂，只能向产棉区的花行赊账，等织好的棉纱出售后再偿还应付欠款。这种方法非常脆弱，一旦纱厂出现经营问题，上下游皆崩溃。
九一八事变后，失去东北市场的华商库存激增，纱价频跌，几乎卖一单亏一单。荣德生的哥哥荣宗敬时任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为了走出困境，他开始想办法行业自救。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减工停工。纱价因需求减少、产能过剩而暴跌，大量滞销导致资金搁浅。各纱厂代表同意减工20%-30%，取消周六周日的加班，停工时期职员薪资减半。
当然上海市总工会认为减工是消极之法，不但威胁工人生计，且使外货获得更大倾销机会，强烈反对。
华商纱联会向政府解释时指出，由于工人的强烈反对，做出减工的决定是困难的，但对中国经济来说，棉纺业倘若全面崩溃，将比减少工时损失更严重，因而决定先图生存。
事后来看，华商一致减工一个月后，纱价并无太大变化，这一方法的用处有限。有些纱厂想延长减工期限，但政府当局考虑工人生计和地方治安，劝令各厂复工。沙联会只好让各厂自行决定继续停工减工或复工。1933年上半年几乎有一半纺厂停工，下半年仍有五分之一停工。
减工停工虽然降低了生产开支，缓解了库存积压问题，但同时也降低了规模效益，加倍减少了收入和盈利，削弱了华商纱厂偿还债务和应付市场竞争的能力，未来处境更加艰难。
伴随着减工停工，裁员降薪也不可避免。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为了维持生存，工人赏工、职员升迁一律被取消，例如申新一、五、六厂这样的大厂，也纷纷裁员和取消奖金。
在大批裁员后，很多厂家如遇生产任务紧，就开始雇佣临时工，这样也能节省一大笔资金。工人的年薪已由1931年的171元降至1936年的133元，下降了22%。
另一种办法是雇佣女工，女工的工资一般低于男工，并且易于指挥。在大萧条期间的棉纺厂车间，你会看到很多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挑着一大堆棉花或棉纱，这些工作以前都是由成年男性来完成的。只要女工能胜任的工作，厂主都尽可能的雇佣女工，有些纱厂就连钢丝工也充满了女工。
裁员、降低工资和加大工人劳动强度等虽然减少了亏损，但加剧了劳资关系的恶化，时有工人与军警发生冲突的案例。这与停工减工一样，实属无奈消极之举，并非长久之计。
积极自救
申新纱厂的老板荣德生并非等闲之辈，在与哥哥涉足棉纺业之前，就已经在面粉行业拼杀出来，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荣德生身边聚集了一批目光长远的实业家，他们看到了棉纺业进口替代的曙光，但要想承接住产业转移，必须提升技术和改善经营不可。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以申新为代表的上海华商纱厂，纷纷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并力求提升技术。
危机当前，往往是内部改革最容易推动的时机。许多纱厂以前工人的操作“犹无舵之舟，随风飘荡，任其所往”，纱厂借机推行标准工作法，“训练者本此以为教，管理者依此以为归，上以是求，下以是应。”
经济萧条期间，广大农村的购买力急剧萎缩，粗纱的销量一蹶不振。棉纺业开始往需求没有大幅下降的细纱转型。1931-1933年间，上海纱厂高于20支的细纱生产份额明显在增加。
但细纱一直是外商的天下，要想与他们竞争还需要提升技术能力。一些财力不错的大纱厂开始纵向合并，通过重组聚集资金，引进动力织布机等新式机器，1930年，总数81家华商纱厂中有32家装备了动力织布机，五年后，总数95家中的47家拥有了动力织布设备。
技术投资在萧条期中仍不可少。大萧条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恢复本国经济，都在竭力改进机械设备，尤其在棉纺织方面。先后出现了单程清花机、超大牵伸细纱机、高速经纱机、自动穿筘机，以及自动织机、无梭织机等发明，这些发明与改进均利于提高质量，减少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虽然身处绝境，上海一些华商棉纺厂仍然一改过去购买机械只求便宜，对品质不在乎的心态，也开始注重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电机和动力机在1923年仅占全部进口机器的6%，但在大萧条的1932年仍增至31%。
荣氏兄弟的申新最为重视技术。1932年的申新系纱厂已扩展至9家，占全国华商纱厂的九分之一，但纱锭（50万枚）占五分之一，织机（6600架）占三分之一，线锭（56000枚）占二分之一。申新抓住了危机中的改革时机，不断从英国、美国、瑞士引进最新设备，增强了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1933年申新四厂遭焚毁后重建，其机器都是最新式的大牵伸机。申新六厂在1931年就已置有“沙谷洛威最新式单程清花机五套，尚为中国纱厂罕见。”
大萧条期间，上海棉纺企业还逐渐改变了以往旧式簿记的办法，采用更符合近代企业管理的财务会计方法。如1933年以后，上海永安纱厂开始建立分步、分类的成本核算制度，这在当时纺织业中是最早实行的。
培养技术人才在大萧条期间也未停止。例如，上海永安纺织公司不断向外国企业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申新的荣宗敬也强调：“鄙人创办纺织业垂30余年，经济之未能余裕固无待言，人才缺乏，尤时时引以为虑。”
像申新、永安等大型纱厂，不仅聘任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张方佐、雷炳林等担任厂长或总工程师，而且还设立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培养人才，如申新九厂创办了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1932年申新三厂初次尝试创办女工养成所；申新各厂还举办工人操作技术竞赛会，以促进工人间的技术交流，并鼓励工人钻研技术。
一战前华商纱厂每万锭需用工人600名，每100台织布机需要236名工人；20年代需要550人和185人；到了大萧条的30年代中期，则分别需要220人和165 人。可见危机期间纱厂更加注重技术水平，在1934至1936年棉纺业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纱厂的生产效率却有所增长。
内陆市场救华商
大萧条时期，华商纱厂危机的核心是旧有市场极度萎缩，开拓新市场成为生死存亡之关键。
当时欧美各国棉纱滞销，他们都设置了高昂的关税壁垒，以阻止外货进入本国市场。但中国的关税远轻于他国，门户洞开，外货倾销不断。日本纱厂亏本倾销，令华商无还手之力。
更为艰难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纺织业失去了一大片国内市场。1933年春，日本侵占热河、长城各口，关外最后一块市场也从此断绝，对东北三省的销售几乎为零。虽然1931年底全国范围抵制日货，取得了喘息之机，但并非长久之计。
九一八事变令中国各行业失去了东北市场
于是，很多纱厂将眼光投向内陆腹地，这些地区靠近原材料生产地，人工和土地均更便宜。以往，华商设厂大都集中于商埠，未能遍及产棉或销纱地区，也未能联合经营，不利于降低成本。
随着外商的倾销竞争，花纱买卖及生产费用，在内地设厂利益逐渐超过上海。从1932年开始，华商棉纺业主创建的新厂大多撤离上海等旧中心，而向内地分散。武汉裕华纱厂是其中的佼佼者，民族实业家苏汰馀成功开拓了西南腹地市场，令其平稳度过了危机。
在棉纱销售方面，裕华“着重在内地开辟市场，避免与日纱直接交锋”。对30年代的裕华而言，四川与湖南是最重要的两大腹地。
1935年，武汉所产机制棉纱仅在四川一省的销售数量，就要超过其在湖北本地的销售数额，基本形成“外省占六成，本省占四成”的比例。《申报》曾做过调研，裕华布在四川最为普遍，信誉亦好。
武汉企业所产棉布借助重庆这一口岸，向西南更大腹地逐渐渗透，粗布多运销川南、云贵一带，白布、市布多运输川东川西川北各地。“川东以涪陵为中心，分销西阳秀山彭水黔江忠县一带。川西以成都为中心，此路地面较多，凡附近于成都各地，均为销场。北则以合川为中心，销于广安邻水大竹南充潼南等处。”
正是有了西南腹地的存在，才为中国棉纺业在丧失东北市场与日货倾销的艰难局势下，赢得了缓冲的余地，争取到了生存空间。
193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全球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的冲击正在显现，战争阴云密布，社会动荡也已现苗头。
当时重要的棉纺业无法置身事外，面对危机，在经历了一系列消极被动与积极主动的自救措施后，仍有一批华商企业屹立不倒，又在困境中厉行紧缩，重组合并，提升技术，在绝境中曲折前进。
无论是减工减薪还是拓展内陆市场，最终存活下来的华商纱厂迎来了1936年农业大丰收，大丰收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对棉纱的需求终于提升了，一些纱厂清偿了债务，重新前行。
当历史驶入无人之境，每个人都应当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当1931年刚刚兴起的中国棉纺企业，面对出口受阻、全球经济大萧条、国内购买力式微、失去东北三省市场的局面时，比如今疫情的影响要严重许多。
危机当前，往往也是内部改革最容易推动的时机。在1934至1936年棉纺业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纱厂的生产效率却有所增长，“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参考资料:
1. 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2. 李涛，大萧条时期中国棉纺织业研究
3. 朱英、赵毛晨，大萧条时期上海华商棉纺业的自救举措
4. 臧珏，民国年间对外贸易对国内花纱价格波动的影响
5. 严鹏，1930年代武汉棉纺织工业的危机与应对
来源：经纬创投
作者：经纬创投主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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