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君臨
最近有位讀者向君臨提出一個困惑：
「去年A股走熊，我手上的股票幾乎都腰斬，虧得慘不忍睹……」
「想請教一下，像我這樣的普通人，靠炒股致富，真的可行嗎？」
我沉思良久，覺得這個問題三言兩語難以說透。或許，講一個完整的股市大V發跡史，會對你有所啟發。
1
讓我們把時鐘撥回一百多年前。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股市，其混亂程度與今日的A股頗有幾分相似。
當時美國經濟蓬勃發展，正崛起為未來的超級大國，各類資產價格飛漲。無論是炒房、炒股還是投機倒把，做什麼似乎都能賺大錢。
那個年代，被稱為「鍍金時代」。
當時的股票市場由金融寡頭和地下莊家操控，波動劇烈，毫無秩序可言。
其中最著名的金融寡頭，當屬J.P.摩根。
他靠咖啡生意賺得第一桶金，隨後創立摩根商行。1873年，他擊敗歐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贏得一場史無前例的政府巨額債券融資案，從此聲名鵲起。
1900年前後，摩根財團縱橫捭闔，促成了多項世紀交易：先是將數家電力公司（包括發明大王愛迪生的公司）合併為通用電氣，隨後又將多家鋼鐵公司（包括鋼鐵大王卡內基的公司）重組為美國鋼鐵公司。
到1912年，摩根財團已掌控美國三分之一的銀行資產、三分之二的保險資產、三分之二的鐵路資產，以及四分之一的工業資產。
而最有名的市場莊家，則是傑伊·古爾德。
他從一名底層測量員做起，後來一路晉升，成為美國一家鐵路公司的總經理。
在任期間，此人透過大規模賄賂國會議員、財務造假上市、炒作題材、高價增發股票、減持套現、製造市場恐慌、打壓股價後逢低吸籌等一連串操作，攫取了驚人財富。
如今我們熟知的「黑色星期五」一詞，其概念正是源自古爾德所操縱的一場恐慌性災難。
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像摩根這樣的金融寡頭、洛克菲勒財團，乃至古爾德這類的地下莊家與市場禍害，可謂層出不窮。
當時股市暴漲暴跌，股價起伏與企業基本面幾乎脫鉤。
因此，股市宛如一座巨型賭場：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瞬間破產，甚至背負巨債。
明日股價是漲是跌，根本無人能料。
然而，有兩位年輕人卻做到了。他們迅速在股市中崛起，被譽為那個時代的「股神」。
他們就是傑西·利弗莫爾（1877–1940）與威廉·江恩（1878–1955）。
兩人均出身寒微，早年都在券商擔任經紀人，替客戶買賣股票。
利弗莫爾成名更早，15歲便踏入市場，並將微薄薪資全數投入股市；當時他月薪僅20美元。
但這並不妨礙他展現過人天賦。他對股價波動極其敏銳，憑藉在牛市中的精準投資與槓桿操作，短短一年便將本金滾至1萬美元。
然而好景不長。隨後熊市來臨，利弗莫爾的持股市值大幅縮水，財富幾乎歸零。
但年輕氣盛的他豈會甘心？他認為那不過是時運不濟。
1901年，美股再度迎來牛市，利弗莫爾向人借了5000美元東山再起，很快便賺到5萬美元。
接下來幾年，他的資產如滾雪球般增長；到31歲時，總資產已高達500萬美元。
當時的500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億萬富翁等級。
據當年小報記載，利弗莫爾致富後生活極盡奢華，不僅在曼哈頓購置別墅與遊艇，出入紐約頂級俱樂部，身邊情婦更是不計其數。
他視摩根為偶像。
然而，他顯然未能複製摩根的好運。
短短數年後，他再度破產。
這次挫敗令他痛苦萬分，甚至開始懷疑人生。與此同時，另一顆新星正冉冉升起。
此人正是江恩。
江恩比利弗莫爾小一歲，卻晚了十年才踏入股市。
他的成名也更晚，直到1908年三十歲時，才在華爾街嶄露頭角。
與利弗莫爾擅長交易、敏銳捕捉市場風向、風格大開大合不同，江恩更精於研究，被譽為技術分析的開山祖師。
他堅信股價走勢並非雜亂無章，而是可以預測的。
他認為每支股票都有其獨特的波動率，主導著市場價格的漲跌。透過分析歷史走勢，並結合數學與幾何圖形，他創立了一系列技術分析理論。
例如波動法則、江恩角度線、江恩四方形、江恩六角形等。
當時正值牛市，投資者運用他的技術理論來指導買賣，據傳準確率極高，市場輿論隨即沸騰。
當時媒體是這樣描述江恩的：
他的表現太過驚人！據稱有人親眼見證他將130美元翻成12,000美元，交易勝率超過九成。如此傳奇的炒股方法，在金融市場可謂史無前例！
在媒體推波助瀾下，江恩的著作接連問世，例如《股票行情的真諦》、《華爾街股票選擇器》、《江恩投資哲學》、《華爾街四十五年》……
江恩一生出版了數十本著作，本本銷量突破十萬冊。
江恩（W.D. Gann）在股市聲名鵲起，吸引無數追隨者，連傑西·李佛摩（Jesse Livermore）也曾慕名拜訪。
兩人有過數面之緣，彼此欣賞對方的成就與名望，但最終因投資理念南轅北轍，未能攜手合作。
他們的根本分歧何在？
江恩屬於理論派，其核心思想有兩大支柱：
第一，市場存在周期性大趨勢，交易者必須順勢而為，切忌逆勢操作；
在大趨勢中，若能掌握股價歷史波動的規律，捕捉其中的概率性機會，積小勝為大勝，便能逐步累積財富。
第二，想在市場長期生存，必須嚴守止損紀律；
預先設定明確的虧損底線，一旦觸及便果斷離場，絕不戀戰；
唯有保住本金，才有東山再起的資本。
在他看來，李佛摩過於貪婪，一心追求暴利，熱衷高槓桿操作，極易招致毀滅性風險。
然而，出身實戰派的李佛摩，對這種「在波動中高拋低吸、積少成多」的理論毫無興趣。
他認為，巨額利潤並非來自股價的日常波動，而是源自重大的價格運動。換句話說，不應只關注細微波動，而必須精準判斷個股的主要趨勢與整體市場走向。
講求的是「畢其功於一役」。
因此，同為投機者，李佛摩從不追求快進快出的短線交易。他認為操作越頻繁，失誤越多，失敗的機率也越大。
唯有耐心等待關鍵時機，在勝算最高時，運用槓桿全力出擊，才能賺取驚人利潤。
而這種對大趨勢的判斷，更多依賴於對市場氛圍的敏銳直覺。
至於那些數學概率、幾何圖形的理論，在他眼中不過是唬人的把戲，根本毫無準確性可言。
換句話說，兩人雖同為知名的趨勢投機者，操作風格卻大相逕庭：
一位風格保守，講究積少成多，在短期波動中高拋低吸，憑藉數學機率讓資產如滾雪球般增長；
一位作風激進，追求一戰成名，在長週期波動中運用高槓桿，靠的是過人的天賦與經驗。
儘管投資理念迥異，在1920年代那波超級大牛市中，他們都成了最終的贏家，賺進驚人財富，從此被奉為市場傳奇。
2
江恩的著作持續熱銷，其線下培訓課程開價更高達5000美元。
當時的5000美元，相當於如今的50萬人民幣，如此高昂的學費，足見其市場號召力。
利弗莫爾則憑藉借來的資金第三次東山再起，資產迅速膨脹至數千萬美元，成功躋身《福布斯》500富豪榜。
1923年，一位作家以利弗莫爾三落三起的傳奇生涯為藍本，寫出超級暢銷書《股票作手回憶錄》（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這本書讓利弗莫爾與江恩一樣，名聲得以流傳後世。
到了1929年，股市陷入狂熱，資金從四面八方湧向華爾街，普通人將全部積蓄甚至退休金投入股市，連街邊小販、菜市場大媽都在談論股票行情。
對大週期趨勢極度敏感的利弗莫爾，察覺到危機正在逼近，決定反手做空市場。
他仔細研讀各類金融報刊，試圖從新聞中找出經濟放緩、產能過剩或貨幣政策轉向的蛛絲馬跡，來印證自己的判斷。
他深信，持續繁榮十年的股市必將反轉，只待那根導火線出現；若這次押注成功，他將富可敵國。
1929年9月，第一個信號出現了。
英國爆發一起重大金融詐騙案。為穩定市場，英國央行準備升息，市場預期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很可能跟進。
銀行利率一旦上調，工業生產勢必放緩，流入股市的資金也將減少，狂熱的投資市場泡沫極有可能因此破滅。
傑西·李佛摩（Jesse Livermore）看準了這個機會，押上全部身家做空市場。
隨後短短一兩個月內，美股果然爆發了天崩地裂般的世紀金融風暴，無數交易者一夜之間傾家蕩產。
李佛摩卻在此役中豪賺1億美元，一舉躋身頂級富豪之列。
1929年的金融危機，堪稱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之一。它不僅重塑了全球經濟格局、間接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大英帝國瓦解與歐洲衰落，更使許多落後地區政局動盪、紛紛左傾，同時也徹底改寫了現代金融史的走向。
首先在政策層面，各國政府開始加強對自由市場的監管，採取逆週期調節措施，大舉推動基礎建設、關稅與貿易競爭，並促進產業升級。
1934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成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完整且可信的財務報表，並嚴厲打擊證券詐欺與市場操縱行為。
同年，「投機之王」李佛摩再度於股市動盪中破產；數年後，窮困潦倒的他選擇舉槍自盡。
他在遺書中寫道：「我的一生，是一場失敗。」
隨著股市陷入長期蕭條，威廉·江恩（W.D. Gann）的投資方法論也逐漸失靈，其著作銷量一落千丈。
1955年，江恩與世長辭，享壽78歲，身後留下的遺產僅十餘萬美元，相當於當時美國普通中產階級的財富水準。
一個時代，就此落幕。
自此，專注技術面的趨勢投機者逐漸退出投資舞台的核心，此後再未出現能與之比肩的風雲人物。
而在1929年的大熊市中，部分損失慘重的投資人痛定思痛，幡然醒悟。
他們拋棄了傳統技術派對圖表波浪的執迷，轉而專注研究上市公司的內在價值，開創了投資科學化的新道路。
如果說，江恩的技術理論如同蒙昧時代的占星術；那麼李佛摩的縱橫捭闔，則宛如蒙古帝國所向披靡的大軍。
此後，投資界迎來了一位又一位開創性的人物，猶如哥白尼、達爾文、牛頓相繼降世。
他們都曾在大蕭條時期歷經挫折。
第一位是葛拉漢（Benjamin Graham，1894–1976），他命運多舛，半生坎坷。
孟子有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葛拉漢的一生，可謂這句話的最佳寫照。
1 歲時，父母為謀生從歐洲遠赴美國，舉家漂泊異鄉；
9 歲時，父親病逝，家中頓失經濟支柱，生活陷入困頓；
14 歲時，母親炒股失利，家財散盡；
23 歲時，大學畢業後首次代客操作股票，便幾乎賠光客戶資金，帳戶遭凍結；
30 歲時，首度成立私募基金，卻因股東矛盾而被迫解散；
36 歲時，再度創立的投資公司在 1929 年金融風暴中瀕臨破產，畢生積蓄化為烏有。
然而，苦難並未擊垮葛拉漢。他在深刻反思中沉澱，於幽暗歲月裡寫下《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與《聰明的投資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等劃時代巨著，奠定了其作為基本面分析學派奠基者的崇高地位，猶如投資界的「牛頓」。
晚年，葛拉漢在哥倫比亞大學開課授徒，桃李滿天下。其學說如同一把火炬，指引無數後進者推開科學投資的大門。
那麼，葛拉漢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麼？
主要有兩點：
第一，重視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
在股市中吃過大虧後，他將風險控管視為投資的第一要務，追求絕對的安全。
因此，他要求估值必須足夠低廉，只買進那些跌無可跌的「煙蒂股」。
第二，注重財務分析。
他會對上市公司的資產、收入、利潤、負債及未來預期收益進行量化分析，推算出其內在價值，以此評估投資的可行性。
一切憑數據說話，杜絕臆測、小道消息與一時衝動。
葛拉漢的門生中，不乏歐文．卡恩（Irving Kahn）、華特．史洛斯（Walter Schloss）、賽斯．卡拉曼（Seth Klarman）等基金界的重量級人物。
然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無疑是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
3
巴菲特的童年，與許多中國人的成長經歷頗為相似。
他出生於美國內陸的三線小城奧馬哈，祖父經營雜貨店，父親是銀行職���，家境相當普通。
那是在1930年，正值經濟大蕭條，銀行倒閉潮中，他的父親也失業了。
為了貼補家用，巴菲特六歲就開始批發口香糖和可樂沿街叫賣，十三歲起送報紙。
高中時期，他買了幾台二手彈珠檯，放在理髮店裡經營，並與老闆五五分帳。
這門生意有點像現在商場裡的夾娃娃機或賭場的老虎機，利潤豐厚，但競爭門檻很低。
若無意外，巴菲特或許會沿著小商人的道路一直走下去。
然而，轉折發生了：中學時期，少年巴菲特迷上了股票，並將之定為終身志業。
巴菲特之所以這麼想，是源於他的親身經歷：
小時候沿街叫賣口香糖和可樂，這純粹是體力活，利潤微薄，很難賺到什麼錢；
後來改做彈珠機生意，雖然輕鬆不少，利潤也高，但本質上屬於資本密集型行業；
一開始，你憑藉先發現的商機和資訊落差，確實能賺到一些錢；
但隨著競爭者湧入，店租等成本急遽攀升，最終比拼的還是誰的資本更雄厚；
很顯然，當時的巴菲特沒有這樣的資金實力，到頭來還是難以賺錢，只能無奈放棄。
那麼，一個普通人，若沒有技術或特許執照帶來的壟斷優勢，該如何賺大錢呢？
答案就是：靠資訊落差。
彈珠機生意早期便是如此，許多生意也大同小異，低買高賣，賺的正是資訊落差所帶來的利潤。
既然本質都是賺取資訊落差，那何不直接投資股票？
股票所需投入的額外成本最低，流動性又佳，只要你有商業頭腦、懂得把握機會，理論上這是最理想的平台。
意識到這一點後，巴菲特便逐漸擱置了小生意，將重心轉向股市。
和99.9%的散戶一樣，初入股市的巴菲特也是從研究線圖、追漲殺跌開始，成績平平。
但與其他散戶不同的是，巴菲特熱愛閱讀，幾乎把圖書館裡所有關於股票的書都借來讀了一遍。
當時的股票書籍，幾乎被技術分析、江恩理論、《股票作手回憶錄》這類內容主導，巴菲特一本接一本地讀，直到讀完葛拉漢的《智慧型股票投資人》。
那一刻，他感覺豁然開朗，彷彿找到了知音。
攻讀研究所時，他選擇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正式成為葛拉漢的門生。
那麼，他與一般散戶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巴菲特更早看清技術面投機的局限，從而踏上了價值投資這條更為科學的道路。
那是1950年，巴菲特年僅20歲。
畢業後，巴菲特當了幾年股票經紀人，同時也自己交易股票。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從《標準普爾手冊》（S&P Manual）和《穆迪手冊》（Moody’s Manual）中蒐集資料，深入研究分析，一旦發現中意的股票便買入並長期持有。
他嚴格遵循葛拉漢傳授的投資心法，只買價格最便宜、具備安全邊際的股票。
一切進展得相當順利。
初出茅廬的巴菲特逐漸累積起數十萬美元資產，隨後開始成立私募基金，將管理資產規模擴大到數百萬美元。
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
年僅30歲，巴菲特已躋身百萬富翁之列。
然而，股市之路從非坦途，該繳的學費總是要繳的。
到了1962年，經過多年上漲，市場上已難覓便宜的股票；巴菲特依照老師的理論，發現幾乎找不到符合條件的投資標的。
經過再三考量，他將目光投向一家瀕臨倒閉的紡織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Berkshire Hathaway）。
財務分析顯示，該公司帳面淨資產達2200萬美元，但因經營不善導致股價低迷，收購僅需1400萬美元。
抱著撿便宜的心態，巴菲特開始逐步買進。
沒想到，這筆投資竟成了股神生涯中最大的痛。
要知道，當時巴菲特管理的總資產也不過千萬美元之譜，買下伯克希爾·哈撒韋，無異於押上了全部身家。
然而，投資這件事，豈是簡單的算帳而已？
眼前的價格固然便宜，但未來呢？
二戰結束後，全球化貿易時代來臨，美國紡織業在東亞廉價勞動力的衝擊下節節敗退，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也隨之一路下滑。
巴菲特卻越跌越買，最終完全控股，從此深陷其中。
1985年，伯克希爾關閉了最後一座紡織廠，所有資產拍賣後僅得16萬美元。
這家空殼公司後來成為巴菲特的投資旗艦，也讓他將這次教訓銘記於心。
那麼，他究竟犯了什麼錯？
——未能看清時代的大趨勢。
4
二戰後，美國國運昌隆，第三次科技革命爆發。
1946年，IBM發明了第一代電子管計算機ENIAC，人類自此進入計算機時代；同年，摩托羅拉推出首個車載無線電話，開啟了無線通訊時代；
1950年，RCA公司推出第一款彩色電視機；
1954年，德州儀器推出首款商用矽晶體管，帶領人類邁入半導體新紀元；
1956年，摩托羅拉推出尋呼機，將無線通訊技術帶到每個人身邊；
1958年，德州儀器研製出全球第一款積體電路晶片；
1959年，美洲銀行發行第一張信用卡，後來演變為風靡全球的VISA電子支付系統；
1960年，美敦力推出第一台可靠的植入式心臟起搏器，為醫療器械技術開啟了新世界。
1964年，IBM推出了劃時代的大型電腦System/360，這是第一款配備作業系統的電腦；
1967年，德州儀器發明了手持計算器，當時一台要價高達2500美元；
同年，波音推出了首架737客機，這款航空史上最暢銷的機型，至今累計訂單已高達1.5萬架；
1950至1960年代，電腦、通訊、醫藥、交通、金融等各個產業，無不被新興的電子技術所重塑；這些技術不僅創造了日新月異的生活方式，更開拓出全新的藍海市場。
順理成章地，這個時代的投資主旋律，便是成長股。
然而，優秀的成長股往往價格不菲，其投資邏輯與巴菲特所奉行的「安全邊際」理論和「只買低價股」的原則格格不入。
年輕的巴菲特，就這樣錯過了一個時代。
屬於這個時代的股神，是費雪（1907–2004），一位享壽98歲的投資智者。
費雪畢業於史丹佛大學商學院，年輕時擔任證券分析師，甫畢業便遭遇經濟大蕭條，對股市風險始終心存警惕。
但他並未因此退卻，反而對科技成長股的研究愈發著迷，持續深耕。
二戰結束後，美國經濟蓬勃發展，費雪順勢創辦了自己的投資公司，大舉買入優質的成長股龍頭。
費雪投資生涯中最成功的兩檔股票，當屬德州儀器與摩托羅拉。
如前所述，1954年，德州儀器推出了首款商用矽晶體管，將人類帶入半導體新紀元；
次年，也就是1955年，費雪便重倉買入德州儀器；
三年後的1958年，德州儀器研製出全球首款積體電路晶片，股價隨之一路飆升；
到了1962年牛市頂峰時，德州儀器的股價已暴漲了14倍！
然而，隨後市場步入熊市，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股價暴跌八成，費雪卻選擇堅守，並未賣出。
轉機出現在1967年，德州儀器發明了手持計算器，股價在接下來幾年屢創新高，最終為費雪帶來高達30倍的投資回報。
另一家科技巨頭摩托羅拉（Motorola），同樣為他創造了20倍的豐厚回報。
可以說，當時的德州儀器與摩托羅拉，就如同今日的NVIDIA與Apple，是引領時代的標竿企業。
成長股向來價格不菲，波動也極為劇烈，過程猶如乘坐雲霄飛車；但只要能把握時代趨勢、押對賽道，其回報同樣極其驚人。
關於成長股投資，費雪的核心原則有兩條：
第一，買股票就是買公司。真正出色的公司在市場中僅佔約5%，投資就應該聚焦於這些最頂尖的企業。
優秀的公司通常具備三項特質：
a. 注重研發與行銷創新，擁有深厚的競爭護城河；
b. 擁有卓越的管理團隊，能帶領公司在長期的產業競爭中保持領先——這點至關重要，唯有如此，公司才能在經歷熊市週期後再創高峰；
c. 利潤率高，但股利分配較低甚至不派發股利。
成長型公司通常會將大部分盈餘投入新業務的擴張。若大幅配發股利，往往意味著其業務擴張遇到瓶頸，因此才將盈餘主要用於回饋股東。
第二，以「準備持有三年」的心態進行長期投資。
當一家優秀公司因市場誤判而遭錯殺、股價被低估時，這無疑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遇到這種情況，絕不能錯過，應當重倉買入並堅定持有。
不過，大多數時候，優秀成長股的股價都不便宜。因此，只要能以合理的市場價格買入即可，無需過度糾結於一時的價位高低。
股市波動是常態，買入後立刻面臨帳面虧損該怎麼辦？
只要公司體質依然優良、前景看好，就該抱持「即使套牢也願持有三年」的決心，該吃就吃，該睡就睡，時間自會證明一切。
若發現當初的判斷有誤，便應坦然面對，果斷出場，轉向前景更值得期待的公司。
賣出的理由，只應與企業的成長前景有關，而與自己持股的漲跌幅度無關。
保持穩健的投資心態至關重要，切勿被市場的風吹草動與日常波動干擾，那些都只是成功投資路上的雜音。
5
時間來到1970年代，巴菲特仍為他手中的低價問題股所困。
當時美國面臨蘇聯在太空與軍事領域的挑戰，經濟鋒頭又被日本與德國的崛起所掩蓋，國內通膨高漲，美元貶值，可謂危機四伏。
反映在股市上，便是長達十年的低迷，市場一片蕭瑟。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在這嶄新的大時代背景下，投資界自有新星崛起。
這個���代，屬於兩位同樣高壽且充滿智慧的長者：鄧普頓（1912–2008，享壽97歲）與戴維斯（1906–1994，享壽89歲）。
鄧普頓有句名言：「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長，在憧憬中成熟，在狂熱中幻滅。最悲觀的時刻正是買進的最佳時機，最樂觀的時刻正是賣出的最佳時機。」
這便是鄧普頓逆向投資的核心法則。
戴維斯同樣有句名言：「在市況低迷、本益比偏低時（熊市）買入潛力股，隨著本益比提升與企業獲利增長，股價將呈倍數上揚；反之，股價也可能倍數下跌。」
這便是著名的「戴維斯雙擊」與「戴維斯雙殺」效應（複利投資法則）。
其實，無論是逆向投資還是複利投資，本質上都強調「低買高賣」，遵循價值投資的基本原則。
這些道理，許多人都明白。
他們之所以能脫穎而出，關鍵在於擁有當時無人能及的國際化投資視野。
鄧普頓年輕時曾留學英國，並遊歷歐洲各國，對當地的歷史文化與經濟結構瞭若指掌；
戴維斯則在瑞士求學，更在旅法火車上邂逅了未來的妻子。
1968年，鄧普頓做出一個驚人之舉：放棄美國國籍，移居加勒比海的巴哈馬群島，一住就是四十年，直至逝世。
他認為，許多投資失敗源於市場雜訊與難以駕馭的貪念。遠離金融中心，意味著遠離喧囂與誘惑，能讓他更冷靜地做出投資決策。
正因置身美國之外，他得以用更宏觀、中立的眼光審視全球經濟：
不僅發掘了德國、日本等經濟體在戰後復興中的絕佳投資機會，更一路持有日本��市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撤出；
也看準美國汽車業受日本衝擊的危機，在1978年福特瀕臨破產時大舉買進；
這種左右逢源的策略，將鄧普頓的投資生涯推向巔峰：其管理基金的年均報酬率高達18.3%，遠超同期美股指數。
戴維斯也有相似的經歷。
戰後初期，戴維斯專注投資保險股；當時的保險業不像歷史悠久的銀行股，正處於快速成長的青春期。
美國政府推動全民保險，加上退伍軍人返鄉、成家生子，除了人壽險，房屋險、汽車險等新險種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人口紅利、滲透率提升，加上業務創新，使保險股的成長潛力不輸任何科技股。
戴維斯起初向岳父借了五萬美元開始投資，憑藉五、六零年代的牛市完成原始積累；
等到六零年代美國股市泡沫氾濫時，他果斷轉戰日本，買入當地新興的保險股，再次複製了在美股的成功的投資模式。
穩健的業績成長、本益比提升、多國牛市接力，再加上運用槓桿，讓當初的五萬美元在四十年後滾成了九億美元的驚人財富。
6
1977至1978年，堪稱美國歷史上的關鍵轉折點。
1977年，喬治·盧卡斯推出轟動全球的科幻巨作《星際大戰》，將電影產業帶入特效大片的嶄新時代；
同年，Apple公司推出Apple II，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台真正意義上的個人電腦；
隔年，IBM推出與之抗衡的個人電腦產品，並採用Intel的8088處理器與Microsoft的BASIC軟體，就此開啟全球電腦產業的新紀元。
憑藉這股科技創新的浪潮，美國重拾發展動能，在與蘇聯的霸權競逐中逐漸扭轉局勢，成長股投資也再度成為市場主流。
1978年，49歲的巴菲特與55歲的芒格正式攜手，這成為他們畢生事業的重要里程碑。
你可能不知道，這對被譽為投資史上的黃金搭檔，性格其實截然不同。
巴菲特年少時學業成績僅屬中上，甚至被第一志願哈佛大學拒絕；芒格則是名副其實的學霸，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
巴菲特性格內斂，不喜交際，因此在華爾街工作數年後便返回家鄉奧馬哈專心投資；芒格則長期定居於繁華的洛杉磯，樂於接觸各種新鮮事物。
巴菲特心思專注於股票，篤信其恩師葛拉漢傳授的價值投資心法；
芒格則充滿好奇心，博覽群書、涉獵廣泛，除了股票，也活躍於房地產、股權投資等多個領域。
然而在1970年代，巴菲特的投資之路並不順遂，芒格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裡去。
巴菲特深陷於低價的「煙蒂股」而難以脫身；他苦惱的是，看似嚴謹的「安全邊際」模型，竟也會讓人落入可怕的價值陷阱。
芒格的問題則在於：道理都明白，卻容易因衝動而失誤。
結果，在成為巴菲特合夥人之前的兩年間，芒格的投資生涯接連遭遇多次重大虧損，令他心灰意冷，甚至一度解散了自己的投資公司。
世上沒有完美的人。
芒格善於謀劃卻不擅決斷，在古代適合當軍師，在現代則適合做分析師；
巴菲特善於決斷卻不擅謀劃，在古代適合當將軍，在現代則適合做交易員。
當交易員巴菲特遇見分析師芒格，
巴菲特問道：
「我一生恪守安全邊際法則，但眼見那些看似安全的低估值股票裡，竟也藏著巨大的價值陷阱，請問先生該如何破解？」
芒格答道：
「我這裡有三條錦囊妙計：
第一，與其耗費時間精力去買廉價的劣質公司，不如以合理價格投資優質企業。
第二，如果一家公司成長性足夠出色，即便股價稍高，也值得買入。
第三，投資股票，不僅是投資產業機遇、產品與商業模式，更重要的是看管理層是否是一群有抱負、懂經營的人才；若是，即使股價高出兩三倍，依然算便宜。」
巴菲特聽完，如醍醐灌頂，後來曾對友人說：
「他用思想的力量拓展了我的視野，讓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從猩猩進化成人；否則，我今天的財富將遠不如現在。」
可以說，自巴菲特與芒格聯手後，其投資方法便全面升級。
他不再執著於低價的「煙蒂股」，而是轉向選擇優質、具備穩定成長性的企業，並以合理價格投資。
這相當於將葛拉漢（Graham）與費雪（Fisher）兩大投資哲學融會貫通、合而為一。
自此天下再無敵手。
等等，話可別說得太早，真正的對手這不就來了嗎？
時間來到1980年代，投資界迎來了一位天才——成長股的第二代大師，彼得·林奇（Peter Lynch）。
彼得·林奇出生於1944年，那正是二戰尾聲、盟軍諾曼第登陸勝券在握之際。
若論資歷，彼得·林奇算是後起之秀；
但若論投資經歷，他卻擁有前輩們難以企及的獨特優勢。
首先，他未曾經歷過大蕭條與戰亂的陰影，成長於戰後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因此心態更為樂觀、敢於冒險；
其次，他一畢業就進入當時赫赫有名的富達基金（Fidelity），從實習生做起，不僅接受了系統的專業訓練，更站在大型平台的高起點上，少走了許多彎路；
最後，他的運氣也相當不錯：1977年，林奇開始掌管富達麥哲倫基金（Fidelity Magellan Fund）；緊接著整個80年代成長股迎來爆發期，他廣泛佈局，並在巔峰時刻功成身退。
數據顯示，在彼得·林奇管理麥哲倫基金的13年間（1977–1990），其年化複合報酬率高達29%，在所有投資大師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越了巴菲特的同期表現。
這檔基金在他的操盤下，資產規模從最初的2000萬美元，一路成長至140億美元，基金持有人數突破百萬，成為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基金。
在投資風格上，彼得·林奇的核心理念主要有兩點：
第一，挖掘那些被市場忽略、但基本面優良的小型公司。
這點與偏好主流科技股的費雪（Philip Fisher）大相逕庭：林奇更鍾情於非主流的消費類股。
在他的投資生涯中，買過的股票超過一萬檔，其中多數是細分領域的小型公司，例如玩具反斗城（Toys "R" Us）、美體小鋪（The Body Shop）、La Quinta汽車旅館等。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案例是沃爾瑪（Walmart），不過在林奇買入時，這家公司上市才幾年，仍屬於中型企業。
沃爾瑪於1972年上市，隨後25年間市值暴漲5000倍，從美國中部一個小城的廉價超市，一路發展成全球最大的連鎖超市，並登上《財富》世界500強的榜首。
1980年代是沃爾瑪對外擴張的巔峰期，公司積極引進電腦技術、改造供應鏈，成長速度無人能及。
在此期間，沃爾瑪營收從1981年的16.55億美元，一路成長至1991年的326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高達34.72%，淨利更增長了22倍，股價則飆升了61倍。
第二，分散投資，不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並長期持有。
這點與費雪的投資哲學正好相反：費雪傾向集中持股，林奇則偏好分散投資。
他這麼做有兩個主要原因。
首先，林奇管理的基金規模龐大，尤其後期更是如此，且投資標的多為小型股，因此必須分散配置；
其次，他認為集中持股容易因股價劇烈波動而影響心態，導致投資行為變質，淪為短線投機。
無論如何，林奇無疑是一位兼具智慧、勤奮與幸運的投資者。
有個對比鮮明的例子。
1989年，巴菲特曾買入一家航空公司的股票，但買入後卻接連遭遇厄運：先是波斯灣戰爭導致油價暴漲，隨後幾年又連續發生重大空難。
結果這家公司連年虧損，一度瀕臨破產。
這成為巴菲特後半生最失敗的一筆投資，讓他接下來二十年對航空股敬而遠之，甚至氣憤地稱其為「價值毀滅者」。
但林奇的經歷卻截然不同，他人生第一筆投資就是航空股。
當時他剛上大學不久，用一千多美元的獎學金買入飛虎航空（Flying Tiger Line）的股票，買入價為7美元，後來該股漲到32美元才賣出，漲幅高達450%。
這或許就是命運的巧妙安排。
7
投資，終究是一場馬拉松。
1990年，傳奇基金經理彼得·林奇宣布退休，自此開啟了屬於巴菲特的時代。
巴菲特與他的搭檔查理·芒格，就此登上舞台，開始書寫投資界的傳奇篇章。
根據《福布斯》統計，過去二十年間，巴菲特幾乎穩居全球富豪榜前三，個人淨資產目前已超過800億美元。
而這筆龐大財富中，超過95%是在1990年之後累積起來的。
為何過去三十年，巴菲特的成就能如此輝煌？
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張表格一探究竟：
下表摘自2018年波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致股東信》，列出了當時的前十五大持股。
波克夏·海瑟威是巴菲特的投資旗艦，由一家沒落的紡織廠轉型而來。如今其市值高達5000億美元，是美股第五大公司，僅次於微軟、亞馬遜、蘋果和谷歌。
這家巨頭公司的總部設在一棟小樓裡，員工僅二十餘人，其中多數為負責行政、財務、法務等職能的女性員工，另有四到五名投資經理。
下圖是他們2014年聖誕派對的全員合影。
作為最終決策者，巴菲特通常就在這間辦公室裡下達交易指令。
過去近六十年，巴菲特一直住在這棟房子裡。
這是美國內陸的一座三線小城市，人口稀少、空氣清新，每晚都能仰望星空，絕不會受到霧霾、馬路噪音或燈紅酒綠等干擾。
極少有媒體會專程來此採訪，也無需奔波於各類社交與產業活動之間。
內心足夠寧靜。
使其決策始終保持高度理性。
每隔一段時間，住在2500公里外洛杉磯的芒格便會打來電話；那位視野開闊的分析師會興奮地告訴他，近期又發現了哪些值得投資的優質企業。
而巴菲特則始終謹慎行事，多觀察、少動作。
他曾表示：「方向比勤奮重要一百倍。」
讓我們看看他目前持有的前15大重倉股——
富國銀行、蘋果、美國銀行、可口可樂、美國運通、Phillips 66、合眾銀行、穆迪、西南航空、達美航空、高盛、紐約梅隆銀行、Charter 電視、比亞迪、通用汽車。
其中金融股共7檔（含4家銀行），包括富國銀行、美國銀行、美國運通、合眾銀行、穆迪、高盛與紐約梅隆銀行。
大量配置金融與銀行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其市值龐大、收益穩定，對伯克希爾這類大型投資公司而言，發揮著「壓艙石」作用。
此外，蘋果屬於科技公司、可口可樂屬於消費品公司、Phillips 66 屬於能源公司、西南航空與達美航空屬於交通運輸公司、Charter 電視屬於媒體公司、比亞迪屬於新能源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則屬於傳統製造業公司。
涵蓋多元產業，貫徹「不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投資原則。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初極度反感的航空股，以及曾誓言絕不碰觸的科技股，如今均已出現在其重倉股名單之中。
接下來，我們重點介紹回報率最高的5檔股票——
穆迪，1368%；
可口可樂，1312%；
美國運通，1069%；
比亞迪，745%；
高盛，343%。
這些股票的持有時間皆相當長久，動輒十年以上。
其中持有最久、達三十年的兩檔股票，即為美國運通與可口可樂。
首先談談美國運通。
這是一家百年企業，早期經營快遞業務，中期轉型發行旅行支票，後期則進一步轉向消費信用卡業務。
巴菲特曾兩度買入該公司股票：第一次是在1960年代，當時美國運通因一樁財務醜聞導致股價暴跌，巴菲特趁機大舉買進，持股比例高達40%。
三年後，這筆投資帶來了2–3倍的報酬率，賺進逾一千萬美元，令巴菲特極為滿意。
可以說，這是一起典型的困境反轉案例。
1990年，美國運通再度陷入困境——由於在與VISA、Mastercard（萬事達）兩大信用卡組織的競爭中失利，導致業績與股價雙雙重挫。
老朋友又來了。
此次，巴菲特進行了深入調研，發現公司管理層已更換，新管理團隊採取聚焦核心業務、差異化定位的策略，與兩大信用卡巨頭展開競爭。
VISA與Mastercard鎖定的是大眾消費市場，而美國運通卡則決定專注於高端市場，只服務那20%的富裕客群。
1991年、1994年及1995年，巴菲特連續三次加碼買入，並持續持有至今。
至1999年時，當初累計投入的14億美元，已成長至84億美元，漲幅高達6倍。
第二次買入，與第一次相比，原因相似。
乍看之下，兩者皆屬困境反轉；但深入分析，則離不開國運支撐。
前文已述，1950–60年代，美國贏得二戰，國運鼎盛，催生了一輪成長股大牛市，使費雪（Philip Fisher）等投資大師得以乘勢而起。
1990年代，則是美國戰後第二波強盛時期。
首先是柏林牆倒塌、蘇聯帝國解體，數十個國家轉向資本主義，為跨國企業打開了廣闊市場。
緊接著是網際網路革命爆發，大幅提升生產效率，並催生出一個科技富豪階層。
這些宏大的國運背景，正是1990年代美股出現大牛市的重要原因，也令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的高端轉型大幅受益。
可口可樂（Coca-Cola）亦同此理。
1987年，美國經歷一場金融危機，可口可樂股價下跌30%。隔年，巴菲特斥資10億美元重倉買入。
當時，可口可樂市值僅150億美元。
隨後十年，可口可樂大舉進軍亞洲與東歐市場，營收翻倍，成為其一百多年歷史上成長性最佳的階段之一。
1998年，可口可樂市值達1500億美元，較十年前增長10倍，成為巴菲特投資組合中獲利最多的一檔股票。
巴菲特對可口可樂的回報極為滿意，每每提及必稱其護城河深厚、品牌黏性強，值得終身持有。
但細究其持股歷程可發現，在巴菲特持有可口可樂的30年間，四分之三的收益實際上都來自於前十年——那個全球擴張的成長股時代。
後二十年，當地球村每個角落都塞滿可樂瓶、成長天花板觸頂之後，實際上並未再為巴菲特帶來太多回報。
另外三檔股票：穆迪（Moody's）於2001年買入，高盛（Goldman Sachs）與比亞迪（BYD）則均於2008年買入，該年恰逢十年一輪迴的金融危機。
深刻印證了「在別人貪婪時我恐懼，在別人恐懼時我貪婪」這句話的含義。
不過，與兩檔金融股——穆迪（Moody's）、高盛（Goldman Sachs）相比，比亞迪（BYD）的投資更令人驚訝。
因為這是巴菲特重倉持股中，首次出現科技公司，尤其這家公司竟來自中國。
8
其實巴菲特很早就在關注中國。
2003年，非典肆虐神州之際，巴菲特曾在港股上悄悄買入了4.88億美元的中石油股票。
5年後，牛市巔峰的2007年，巴菲特全數賣出，股票總價值已漲至40億美元，另加累計分紅2.4億美元。
這是一場經典戰役，完整吃到了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的牛市紅利。
十七年前，中國經濟的最大紅利是城市化與房地產，以及相關的能源、鋼鐵需求緊缺與價格上漲。
巴菲特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機會。
十二年前，中國廉價勞動力開始衰竭，科技產業剛剛萌芽。
芒格（Munger）推薦了比亞迪，巴菲特在與這家新能源汽車公司負責人王傳福會面後，便決定買入其10%股份，耗資2.3億美元。
十年後，這筆投資已成為巴菲特生涯史上報酬率排名前五的案例之一。
回顧百年投資史，能夠站在風口浪尖的人物，皆離不開對國運時勢的精準把握能力。
1920年代，李佛摩（Livermore）把握住美國崛起、房地產繁榮、投機泡沫盛行的機會，並於泡沫巔峰反手做空，成就「投機之王」美譽；
1960年代，費雪（Fisher）把握住戰後第三次科技大革命，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摩托羅拉（Motorola）等科技龍頭高速成長的機會，奠定「成長股之父」地位；
1970 年代，美國經濟陷入轉型困境，鄧普頓（Templeton）與戴維斯（Davis）轉向投資日本與德國，國際化視野成為致勝關鍵；
1980 年代，美國經濟復甦，成長股捲土重來，第二代成長股大師林奇（Lynch）脫穎而出；
1990 年代，巴菲特（Buffett）把握住美國經濟再攀巔峰的歷史性機遇，騎在可口可樂（Coca-Cola）、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等牛股之上，扶搖直上九萬里。所謂「時勢造英雄」，若無美國國運百年不衰，又豈能孕育出如此眾多的投資大師？
但與其他幾位投資大師不同的是，巴菲特並非單打獨鬥。
他的背後站著芒格（Munger），一位頂尖的分析師，得以見識更廣闊的天地。
在芒格的引導下，他不再執著於早期的低價「煙蒂股」（cigar butt stocks），亦投資了蘋果（Apple）、比亞迪（BYD）等一批科技成長股；也不再僅限於購買美國公司，而是放眼全球，嘗試於崛起中的中國挖掘機會。
在巴菲特的投資組合中，你能感受到葛拉漢（Graham）的安全邊際理念＋費雪（Fisher）的優質成長股法則＋鄧普頓與戴維斯的全球化投資視野＋林奇的分散投資意識，在此共冶一爐。
投資市場與其他所有產業一樣，既有機會，亦有風險與盲區；個人能力終究有限，因此愈來愈需要團隊合作，透過科學專業的方法＋分工協作，共同抵禦驚濤駭浪。
這正是何以早年的李佛摩（Livermore），即使天資再高，仍屢屢破產；而當下的巴菲特，卻能跨越半個多世紀，維持長勝不敗的秘密所在。
2019 年，巴菲特已 90 歲，芒格已 96 歲。
在媒體採訪中，他們頭腦依然清醒，思考依然深刻，言談間常流露出洞悉世事、不忘初心的真誠。
是投資歲月的歷練，賦予他們一種波瀾不驚的氣質；
抑或投資的最高境界，本就是對世間萬物運行之道的萃取與身心融合？
葛拉漢（Graham），83 歲；費雪（Fisher），98 歲；鄧普頓（Templeton），97 歲；戴維斯（Davis），89 歲……
投資，其實是一場修煉。
9
2007年，金融風暴前夕，烈日當空。
美國總統小布希邀請一位名叫達里奧的人前往白宮，介紹抵押貸款危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當時次貸危機剛剛初現端倪，眾人皆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
達里奧直言：
美國金融機構當前的借貸水準與槓桿率，已與德國魏瑪時代的信貸危機持平，償債能力極為脆弱，銀行系統大規模破產已不可避免。
數個月後，金融危機步步加深，全美共有400家銀行破產，甚至包括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美林證券、貝爾斯登等亦難逃一劫。
花旗銀行、AIG保險等金融機構則在聯準會（Fed）輸血搶救之下才倖免於難。
巴菲特重倉持有的富國銀行、美國運通、穆迪，股價全部腰斬，同樣損失慘重。
唯獨達里奧旗下的橋水基金，因提早預見危機爆發，並透過大量買入公債、黃金及做空美元，因而獲得近9％的正報酬率。
危機過後，橋水基金聲譽日隆，逐步攀上全球最大對沖基金的地位。
達里奧，我們這個時代的投資大師，亦被視為週期風險管理做得最出色之人。
那麼，達里奧又是如何做到在風險中毫髮無損的呢？
1949年，達里奧出生於紐約，與林奇屬同一世代。
中學時期即開始炒股，買進的第一檔股票是美國東北航空，與林奇一樣，也是一檔航空股。
後來股價漲了3倍，隨即獲利了結。
之後考入哈佛大學商學院，再度成為林奇的同學。
可以說，這位極其聰慧的人物，與林奇擁有幾乎相同的早年經歷。
但在1980年代，兩人的發展軌跡出現了分野。
林奇採用分散投資策略，緊抓成長股的機會，天賦異稟；
達里奧則觀察到墨西哥爆發債務危機，預期美國經濟亦將受拖累，因而押注做空，結果判斷失誤，幾乎破產。
這一跤，達里奧摔得極其慘痛。
正因痛徹心扉，他開始深刻反省，並沉下心來鑽研《美國貨幣史》，對一百多年來的經濟危機、債務槓桿數據及各類資產表現進行拆解與分析。
投資界有一句話：「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每一次的週期波動、概念包裝，無論多麼奇特的變種，你都能在歷史中找到答案。
唯有充分掌握歷史案例與規律，才能不被當下的浮躁遮蔽雙眼、迷失本心，進而措手不及。
據媒體描述，達里奧的辦公室堆滿了書籍，其中最多的就是各種與經濟危機相關的研究著作，包括美國1930年代的大蕭條、日本失落的1990年代、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等。
埋首研究十餘年後，1996年，達里奧推出了一套「全天候策略」：
簡單來說，就是投資市場有四季輪迴，不同氣候環境下需採取不同的資產配置策略。
經濟增長時，適合買入股票、大宗商品、新興經濟體的資產；
經濟衰退時，適合買入債券；
高通脹時，適合買入大宗商品、新興經濟體的資產；
低通脹時，適合買入股票與債券。
於風險與機會的輪迴之中，持續調整資產配置，方能「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
就投資理念而言，達里奧的視野比前輩們更為宏觀。
他放眼所及，動輒便是百年大計，不再執著於單檔股票的細微波動，而是押注整個國家的未來。
2018 年，橋水正式成立中國首支私募基金，逐步將部位從已漲升十年的美股撤出，轉向新興崛起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