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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的進程，時常會出人意料地轉向。
魯迅在《電的利弊》中曾寫道：「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
這正是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類似的例子還有一個。兩千多年前，中國人發明了打井採鹽的技術，但此後漫長歲月裡，這項技術幾乎沒有突破性發展。
直到1859年8月27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泰特斯維爾城附近的石油溪旁，美國人德雷克和比斯爾借鑒中國打井採鹽的方法，成功開採出石油。從那一刻起，石油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它照亮了當時黑暗的世界，同時也帶來了戰火與血腥。
石油剛被發現時，主要用來點亮路燈。三十多年後，才有艦船工程師嘗試將重油噴灑在煤炭上，以提高燃燒效率。
1904年，被譽為「無畏艦之父」的費舍爾出任英國海軍大臣。他雖是砲術專家，卻極力主張以石油取代燃煤，因此被稱為「石油狂」。他曾說：「石油燃料將引發海軍戰略的根本性革命，這將是一個喚醒英國的重大事件！」
在他的大力遊說下，英國政府終於認識到石油的戰略價值。但英國本土不產油，必須依賴美國、俄羅斯和墨西哥的油田。
作為世界頭號強國，英國不願受制於人。
19世紀末，西方國家派出多支地質勘探隊進入中東。他們相信，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
當時的中東仍處於外強中乾的奧斯曼帝國統治之下，英國對此覬覦已久。最終，英國透過王牌間諜賴利，成功取得了波斯的石油開採權。
賴利利用的關鍵人物，是澳洲地質學家兼工程師達西。
19世紀90年代，波斯國王穆扎法爾·阿爾丁召見達西，希望他協助波斯建設鐵路，推動工業發展。1901年，為了換取大筆現金，國王授予達西一項王室特許權：在60年內，他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波斯境內自由勘探和開採石油，所有發現的石油及相關資產，都歸他所有。
達西為此支付了約兩萬英鎊現金，並承諾在找到石油後，將銷售額的16%作為分成支付給國王。
就這樣，達西獲得了一份極具價值的法律文件，授予他本人及其繼承人或受讓人在波斯開採石油的特權，有效期直至1961年。
達西是位虔誠的基督徒；而賴利則在1905年喬裝成神職人員接近他，憑藉三寸不爛之舌，說服達西將波斯石油的獨家開採權轉讓給一家名為「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又稱英波石油公司）的英國企業，並將其包裝為「虔誠的基督教」事業。
蘇格蘭金融家士達孔拿爵士成為這家公司的最大股東，而其真實身份，實為英國政府操控的「白手套」。
英國由此掌握了首個重要的石油資源。1908年5月26日，英國勘探隊在波斯與伊拉克交界處，成功鑽出波斯歷史上第一口油井。
請記住這一天，整個中東的歷史軌跡從此徹底改變。
在中東，流傳千年的古老傳說成真了——古代波斯光明神奧馬慈達的祭司場所點燃的「火柱」，其源頭正是深藏於岩石之下、可以燃燒的黑色油液。更多西方勘探隊聞風而至；隨後，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國也相繼發現油田。
石油，為中東帶來了無盡財富，也讓這片土地淪為「火藥桶」與「修羅場」。
法國名導讓-雅克·阿諾執導的電影《黑金》，便描繪了這樣的場景：酋長們在感謝「真主恩賜」的同時，也在西方的挑唆下，為爭奪「黑金」而相互廝殺，戰火至今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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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東打出第一口油井之際，邱吉爾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出任新一任英國海軍大臣，繼承了費舍爾的方針，極力主張以石油取代燃煤，全面改造英國海軍艦隊。
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被選定為英國海軍的石油供應商。
當時該公司資金緊張，瀕臨被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吞併的邊緣；邱吉爾趁機遊說英國政府投資220萬英鎊，以換取51%的股權。
英國議會通過了邱吉爾的提案。如此一來，英國海軍不僅穩定了石油供應，英國政府也完全掌控了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財政資助更是名正言順。
十一天後，塞拉耶佛的槍聲響起，將世界拖入了深淵。
年輕時的邱吉爾（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年僅40歲的邱吉爾已是英國海軍大臣。
石油，可說是直接決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負。
相較於已完成燃料轉換的英國海軍，德國海軍直到開戰仍未準備妥當。英國海軍憑藉石油帶來的動力優勢，牢牢掌握制海權，將德國艦隊封鎖在北海之內。
1917年，邱吉爾轉任軍需大臣，大力推動坦克、飛機乃至化學毒氣等新式武器的應用。
有了海戰的成功經驗，邱吉爾已成為堅定的「石油鬥士」。他不顧陸軍高層反對，全力資助以內燃機為動力的新式戰車研發。1918年的亞眠戰役中，首次投入戰場的456輛坦克徹底突破德軍防線。德國第一集團軍司令魯道夫將軍事後坦言：「那是德國陸軍作戰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戰後，英國外交大臣寇松總結道：「協約國是乘著石油的浪潮駛向勝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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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沙俄與德國早已在波斯展開激烈角逐。
一戰後，德國戰敗，沙俄政權更迭，兩國均無力再顧及波斯，英國勢力由此獨大。
1919年，英國迫使波斯簽訂《英波協定》，實質上成為波斯的宗主國。當時統治波斯的卡扎爾王朝已日薄西山。英國企圖透過扶植代理人掌控波斯，最終選中了威望較高的軍官禮薩汗。
禮薩汗是出身基層的實力派軍官。他於1921年發動政變，全面掌控軍隊；1925年自立為王，建立巴列維王朝。
禮薩汗處處效法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因而引發教士階層強烈反對，其中便包括曾在什葉派兩大聖城——納傑夫與庫姆的神學院擔任講師的霍梅尼。
1935年，禮薩汗頒布法令，要求外國使節在官方通訊中使用「伊朗」一詞。自此，「波斯」成為歷史名詞。
「伊朗」一詞源自「雅利安」，本意即為「雅利安人的土地」。
遠古時代的雅利安人能征善戰，四大文明古國中，除中國外，其餘三者皆毀於其手。
約西元前500年，雅利安人的一支佔據今日的伊朗高原並在此繁衍，其中一支便是後來的波斯人。
波斯帝國在大流士一世統治時期達到鼎盛，建立起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
1930年代，種族主義思潮在歐洲蔓延。納粹德國上台後，宣揚「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當時的波斯駐德大使將此訊息傳回國內，國王禮薩汗便決定更改國名。
作為一個新生弱國的君主，禮薩汗此舉意在證明伊朗才是正統的「雅利安國家」，並藉此暗中與德國交好，試圖擺脫英國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伊朗雖宣佈中立，但禮薩汗私下支持德國。這使得伊朗境內的石油資源可能落入德國之手。英、蘇兩國見狀，果斷聯手出兵佔領伊朗，並迫使禮薩汗退位，由其子巴列維繼任。（1944年，禮薩汗於南非逝世）
二戰結束後，伊朗的處境甚至不如戰敗國：國土遭英、蘇南北分割（1947年，在英、美施壓下，蘇聯雖撤出伊朗北部，卻留下了庫爾德問題這個歷史包袱），石油的生產與銷售也被西方公司牢牢掌控。
1951年，摩薩台出任伊朗首相。他出身顯赫，是當時沙烏地國王的孫女婿，早年留學西方，從政經驗豐富。他於1949年創建民族陣線，反對國王獨裁及英伊石油公��（1937年，英波石油公司更名為英伊石油公司），因而深得民心。
摩薩台將石油國有化作為首要施政目標，簽署法令將英伊石油公司收歸國有，並宣佈全面斷絕與英國的外交關係。
經由選舉成為伊朗首相的摩薩台
在二戰中遭受重創的英國，已無力獨自解決與伊朗的爭端，於是向美國求助。
為防止蘇聯勢力再度介入伊朗，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撥款100萬美元，用於「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促使摩薩台下台」。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孫子克米特·羅斯福被派往伊朗坐鎮指揮；英國軍情六處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共同策劃了這場政變。
1953年，摩薩台政府被推翻（政變後，摩薩台入獄三年，隨後遭軟禁於家中直至逝世）。五十年後，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公開表���懊悔：「艾森豪威爾政府當時相信其行動在戰略上是合理的，但那次政變嚴重阻礙了伊朗的政治發展。這也難怪，為何眾多伊朗人至今仍對美國的干預深感憤恨。」
仇恨的種子，正是從那時起深植於伊朗人心中的。
然而，美國藉由此次干預反客為主，掌握了伊朗的「指揮棒」。巴列維為迎合美國，發起「白色革命」，推動伊朗進一步世俗化。為鞏固統治，巴列維將大部分石油收入用於向美國購買武器；宗教領袖霍梅尼被迫流亡伊拉克，其最鍾愛的長子也客死異鄉。（霍梅尼最終不得不選擇哈梅內伊作為接班人，但哈梅內伊並非公認的什葉派領袖，這為日後伊朗內部的權力鬥爭埋下了隱患。）
英美兩國在伊朗影響力的消長，揭示了一條新的國際叢林法則：國運的興衰不再取決於大規模戰爭，而是繫於貿易。
作為二戰的最大受益者，美國重新定義了全球貿易規則：以美元結算，並將美元與黃金掛鉤。
「冷戰」開始後，美蘇對峙，彼此爭奪勢力範圍。
1960年，美軍正式介入越南戰事；此後十年深陷泥沼，導致美國財政出現巨額赤字。而美元與黃金掛鉤的機制，使得美國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難以緩解。
為轉嫁國內危機，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此舉讓美國得以大量印鈔，將國內的通貨膨脹輸出至全球。
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此瓦解。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支撐全球經貿的「三大支柱」，皆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基礎。一連串的連鎖效應隨之而來。
雪上加霜的是，1969年至1971年間，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第三次經濟危機。
在雙重衝擊之下，全球經濟前景頓時陷入一片迷霧。
正當美國政府忙於對外轉嫁危機時，在瑞士達沃斯——阿爾卑斯山上一座名不見經傳的滑雪小鎮，首屆「歐洲管理論壇」的籌備工作正悄然展開。
論壇由日內瓦大學教授克勞斯·施瓦布發起，這個非官方機構旨在研究與探討世界經濟問題，促進國際經濟合作與交流。（1987年，「歐洲管理論壇」更名為「世界經濟論壇」，因長期在達沃斯舉辦，亦被稱為「達沃斯論壇」）
施瓦布當時未曾料到，這個論壇日後竟能匯聚全球上千家頂尖企業與政商名流，其探討的議題也早已超越經濟範疇。
他更沒想到，自己的這一舉措，竟與地球另一端的心跳產生了奇妙的共鳴。
擁有世界最多人口與最大市場的中國，終於試探性地邁出了對外開放的步伐。
自1949年至1971年，中美敵對長達23年，雙方都付出了沉重代價。1972年尼克松訪華，其後西方主要國家紛紛與中國恢復交往。短短三至五年內，中國引進外資達51億美元，為1980年代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一步雖小，卻意義深遠。可以說，直到中國敞開國門，全球化才真正到來。
大航海時代的開啟，被視為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起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海上航線的開闢讓世界緊密相連。
全球貿易由此興起，而全球化正是從大宗商品的全球流動開始的。
如今，一場新的國運之爭已經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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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為了重建全球對美元的信心，美國必須找到一種能夠有效影響其價格的實物。
這個答案就是石油。
季辛吉曾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
石油作為大宗商品之王，是工業的命脈與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大宗商品指的是用於工農業生產與消費、進行大批量買賣的商品，它們進入流通領域但不零售，主要分為三大類：能源商品（石油、天然氣、煤炭）、基礎原材料（金屬礦產）以及農副產品（農產品與牲畜）。
1974年7月，甫上任的美國財政部長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與副手蓋瑞•帕斯基（Gerry Parsky）冒雨飛往中東，神情凝重。
為了報復美國在「贖罪日戰爭」中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美國實施石油禁運，導致油價暴漲四倍，隨之而來的是通貨膨脹與股市暴跌，美國經濟瀕臨失控。
西蒙此行中東的真正任務，只有尼克松政府極少數高官知曉：削弱原油作為經濟武器的威力，並說服敵意濃厚的沙烏地阿拉伯，將新獲得的石油美元用於填補美國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
據帕斯基回憶，尼克松命令他們絕不能空手而歸。
西蒙向沙烏地方面表示：「美國是全球最安全、最適合保管石油美元的地方」，並勸說其購入美國國債。基於這個構想，尼克松政府策劃了一項前所未有的「不成功便成仁」的計畫。
該計畫的基本架構非常簡單：美國向沙烏地購買石油，並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沙烏地將獲得的石油美元收入再投資於美國國債，或在美國境內進行資產配置。
當時，沙烏地國王費薩爾·本·沙烏地要求美國對此「嚴格保密」。
美國信守承諾，這個秘密一直保守至今。據估計，沙烏地共持有約117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是美國最大的海外債權國之一。
這個持續了四十多年的秘密，深刻影響著美沙關係的方方面面，甚至牽動整個中東格局。正因如此，美國絕不能失去沙烏地這個盟友。2019年，時任美國總統川普不惜冒犯國際社會，也要力挺涉嫌肢解記者卡舒吉的沙烏地王儲，其背後邏輯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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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沙烏地的「倒戈」，美國得以逐個瓦解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石油美元霸權就此確立。
以色列、伊朗與沙烏地，成為美國插在中東的三顆戰略棋子。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看似穩固的巴列維王朝竟不堪一擊。霍梅尼登高一呼，伊朗一夜之間改朝換代。
1979年，神權至上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霍梅尼提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注定將與美國走向對立。
當美國收留流亡的巴列維國王的消息傳出，伊朗激進學生隨即攻佔美國大使館並扣押人質，美伊關係徹底破裂。
美國隨即對伊朗實施嚴厲制裁，任何與伊朗的商業往來均被視為違禁。
但這難不倒有「石油之王」之稱的馬克·里奇，他的生意版圖橫跨中東與東歐。
這位傳奇商人於1934年出生於比利時，早年曾在大宗商品交易商菲布羅（Phibro）任職，該公司主要經營石油、穀物與金屬。韓戰期間，他靠走私水銀賺取了第一桶金。
1973年，里奇與合夥人格林自立門戶，在瑞士創立馬克·里奇AG公司（Marc Rich AG）。公司的啟動資金，很大程度上仰賴於里奇早年建立的人脈——伊朗議員阿里承諾為他提供一系列石油貿易管道。
里奇以善於結交權貴著稱，往往只需一通電話，就能聯繫上各國的外交官或能源部長。
自1974年起，馬克·里奇AG公司便開始透過以物易物的方式，用武器及其他貨物向伊朗換取大量石油。
即便在伊朗人質危機期間，里奇的生意也未曾中斷。
記者丹尼爾·阿曼恩在2009年出版的里奇傳記《石油之王》中寫道：「里奇願意和任何人做生意。」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後算起，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裡，伊朗一直是里奇穩定的石油供應來源。
里奇曾如此描述他與伊朗的交易：「我們買入石油、安排運輸，然後賣出。伊朗人自己辦不到這些事，但我們可以。」
1983年，美國政府以總計51項罪名起訴里奇，包括電信與郵政詐欺、逃稅，以及與「敵對國家」伊朗進行石油貿易等。若所有罪名成立，他將面臨長達325年的刑期。
然而，在正式起訴前，里奇與合夥人格林已逃往瑞士，此後終生未再返回美國。
蘇聯解體後，馬克·里奇迅速成為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貿易商。美利堅大學科戈德商學院的弗拉迪米爾·昆特指出，里奇堪稱「數個寡頭集團的教練與教父」。
1993年，里奇將手中股份全數變現，他創立的馬克·里奇AG公司也更名為嘉能可（Glencore）。
一個大宗商品交易的超級巨頭就此誕生。
如今全球最知名的大宗商品交易商主要有五家：嘉能可（Glencore，瑞士）、摩科瑞（Mercuria，瑞士）、托克（Trafigura，新加坡）、維多（Vitol，瑞士）和來寶（Noble Group，英國）。它們主要交易石油及其衍生品、金屬與礦產三大類商品。
而掌控全球糧食流通體系的則是四家跨國企業：ADM（美國）、邦吉（Bunge，美國）、嘉吉（Cargill，美國）和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法國），合稱「四大糧商」。
里奇的「門生」遍布這些大宗商品交易巨頭。
托克的兩位創辦人，早年都曾在里奇麾下擔任交易員；嘉能可的前任與現任執行長，同樣出自里奇的團隊。
里奇最核心的商業洞見在於：只要有銀行融資支持，交易石油等原材料所需的資本與資產，遠比人們想像的要少。這種高度槓桿化的模式，後來成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商的標準操作。
他們開始在全球市場翻雲覆雨——手段或許強悍，卻始終遊走在規則邊緣。新興市場國家往往只能徒嘆奈何。
幾乎在同一時期，龍永圖作為中國復關及入世談判的首席代表，展開了長達15年的「馬拉松式談判」，為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奔走疾呼。
中國，終於也要踏入大宗商品市場的競技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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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一個身著中山裝的中國代表團抵達阿爾卑斯山，首次參與達沃斯論壇。
這是由施瓦布極力促成的。前一年他剛訪問北京，便敏銳察覺中國即將迎來巨變，並斷言：「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完全有能力承擔更多全球責任。」
一個新時代的序幕就此拉開。
同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敲響了冷戰終結的鐘聲。
蘇聯解體後，中東徹底淪為美國的「禁臠」，不容他人染指，更不允許地區強權挑戰其地位。
薩達姆卻不信這個邪。他與霍梅尼領導的伊朗纏鬥八年，最終兩敗俱傷。為了賴掉欠科威特的140億美元債務，他藉口領土爭端，揮軍直指科威特。
全球20個特大型油田中，有11個位於海灣地區。薩達姆的一意孤行，直接引發了海灣危機。
1990年8月1日，美國總統布希譴責伊拉克的行動是「赤裸裸的侵略」，對美國國家利益「構成真正威脅」，並於次日發動「沙漠盾牌行動」。
海灣戰爭成為一場現代尖端武器的檢閱場，宣告了人海戰術時代的終結。
其中，美國「愛國者」導彈與蘇製「飛毛腿」導彈的對決最為經典。「愛國者」之所以能輕易擊毀「飛毛腿」，關鍵在於其精確制導系統。該系統的電子束聚焦裝置使用了約4公斤的釤鈷磁體和釹鐵硼磁體，而釤與釹，正是稀土元素。
稀土是化學週期表中鑭系元素及釤、釔共十七種金屬元素的總稱。它廣泛應用於農業、工業、軍事等領域，不僅是製造新材料的關鍵依托，更是發展尖端國防科技的戰略資源，素有「萬能之土」之稱。
例如，第四代戰鬥機F-22約有45%的材料採用稀土合金，其最外層的機殼更是使用了超強的稀土鎂鈦合金。而被譽為「陸戰之王」的M1坦克，則裝備了含有稀土元素釹釔鋁的石榴石雷射測距機。
一位前美軍軍官曾表示：「海灣戰爭中那些令人驚嘆的軍事奇蹟，以及美國在冷戰後局部戰爭中所展現出的、對戰爭進程的非對稱控制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稀土成就了這一切。」
美國等西方已開發國家所消耗的稀土，幾乎全數來自中國。
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曾強調：「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中國的稀土資源佔全球已知儲量的八成，其戰略地位可與中東石油比肩，務必把稀土產業發展好。」
遺憾的是，稀土產業的發展歷程堪稱一部血淚史。
自1972年起，「中國稀土之父」徐光憲另闢蹊徑，發明萃取分離提純法，中國稀土自此展開規模化工業生產，並出口換取外匯。
然而，中國稀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卻以極低的價格被賤賣。
1990年代，美國、澳洲、加拿大等擁有稀土礦的國家，普遍限制或停止開採本國稀土，轉而從中國進口作為戰略儲備。
徐光憲曾痛心疾首地表示：「稀土資源非常寶貴，特別是南方五省的中重稀土，工業儲量僅150萬噸，目前已開採90多萬噸，只剩60萬噸。若再不保護，按目前速度，10年內就會耗盡！屆時我們將不得不向美、日購買，他們甚至可能開出百倍、千倍的高價！」
當中國基於規範開採與環境保護，採取出口配額等限制措施以減少稀土出口後，美、日、歐自2009年起，便以中國管制原材料為由，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訴訟。
中國提出反訴卻最終敗訴，只能放寬配額與限制，繼續將稀土如泥土般廉價出售。
為何中國如此被動？
「我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定價權，幾乎全面崩潰。」2010年，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直言不諱：「中國當前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大宗商品定價權的缺失。」
所謂大宗商品定價權，指的是由誰來決定大宗商品進出口貿易的交易價格。
大宗商品貿易主要有兩種定價模式：對於已有成熟期貨品種及發達期貨市場的產品，主要參考全球重要期貨市場的價格；而像鐵礦石這類產品，則多由買賣雙方每年透過談判來確定價格。
目前，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權主要掌握在嘉能可（Glencore）等五大巨頭以及四大糧商手中。
那麼，歷經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淬鍊，中國大宗商品交易商的實力究竟如何？以下為概況分析：
在能源領域，中國雖煤炭儲量豐富，但石油與天然氣資源並不佔優。為此，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中化集團等「國家隊」積極在海外爭取油氣資源開採權，才得以勉強與西方巨頭抗衡。
在農牧產品方面，為保障糧食安全，中國高度重視自給自足。除大豆需要大規模進口外，其他主要農產品基本都能實現國內生產。
本次中美貿易戰，農產品攻防的核心正是大豆。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大豆買家，即便擁有中糧集團這樣的「國家隊」，在定價權上依然受制於人。
2001年至2004年間，中國曾兩度遭遇「大豆風波」。第一次發生在2001年下半年至2002年初：由於此前利潤豐厚，大量中國企業湧入大豆市場；與此同時，美國與南美大豆迎來豐收。美國基金趁機以疫情為由進行炒作，導致國際大豆期貨價格下跌，許多缺乏避險能力的中國企業因此破產。
第二次發生在2004年：美國農業部發布當年大豆減產報告，推動價格暴漲，中國企業被迫在高位簽下大量進口合約。然而一個月後，美國農業部「修正」了先前觀點，國際金融炒家隨即瘋狂拋售，導致大豆價格暴跌。這次風波致使中國約70%的大豆壓榨企業停產，保守估計損失高達40億元人民幣。
自此之後，中國在大豆定價權上便再難有作為。
而在金屬礦產等基礎原料領域，中國的處境更為被動，可謂重災區，其中以鐵礦石最為典型。
中國在鐵礦石定價權上的主要對手，是全球「三大礦山」——巴西的淡水河谷、澳洲的力拓與必和必拓。值得注意的是，力拓與必和必拓的前身，正是歷史上著名的「東印度公司」。
自1981年鐵礦石談判機制確立以來，年度價格長期保持穩定。直到2003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鐵礦石進口國，「三大礦山」便開始盤算如何讓中國接受更高的價格。
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關鍵人物浮出水面——胡士泰。他從北大碩士畢業後赴澳洲留學，隨後加入力拓，並擔任其駐上海首席代表。
胡士泰能力出眾，與國內多家大型鋼廠人員關係密切。他經常帶領銷售團隊深入三四線城市的小型鋼廠，蒐集原料庫存周轉天數、進口礦平均成本、每噸鋼毛利、生鐵單位消耗等各類被視為「商業機密」的數據。
他還通過「金元攻勢」腐蝕、拉攏中國主要鋼鐵廠的中高層管理者，首鋼高管譚以新便是其「獵物」之一。此外，從相關協會和政府部門挖來的人員，為其打探這類消息提供了更多便利。
2004年至2007年，鐵礦石長期協議價分別上漲18.6%、71.5%、19%與9.5%。同期，中國鋼鐵產量也連續增長24.51%、30.94%、23.84%與15.17%。2008年後，原有的談判規則被力拓與必和必拓打破，這兩家公司經常能「脅迫」中方接受比淡水河谷更高的漲幅。
2009年7月，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對外證實，澳洲力拓集團上海辦事處的四名員工因涉嫌竊取中國國家機密被拘捕。其中，胡士泰為持澳洲護照的華裔男子，其餘三人均持中國護照。
此外，負責組織鐵礦石談判的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也有多名人員接受相關部門調查。
事後，網路上流傳胡士泰導致中國損失高達7000億元人民幣的說法，但其真實性仍有待考證。
大宗商品貿易談判向來波譎雲詭，像胡士泰這樣的「內鬼」並非個案。但中國缺乏大宗商品定價權，根本原因仍在於對供應鏈缺乏控制力。
那麼，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是否會出現像嘉能可（Glencore）這樣的企業？不僅能從上游掌控大宗金屬礦產資源，還能為下游的國內貿易商及製造業企業，提供專業的供應鏈管理服務？
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五礦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五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以「冶金建設國家隊」為使命，長期扮演中國金屬礦產品進出口主渠道的角色。
經過兩年運作，中國五礦發起收購澳洲OZ礦業。該公司由Oxiana（主要資產為銅、鉛、鋅與黃金）與Zinifex合併而成，曾是澳洲第三大礦業公司、全球第二大鋅生產商。
中國政府於2009年6月批准此案，創下當時中國海外併購審批用時最短的紀錄。這項併購後來被《亞洲金融》（Asian Finance）雜誌評為「全球最佳併購」。
中國的「國家隊」也敢於向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頭正面交鋒。
2015年12月，中糧集團旗下的中糧國際有限公司，以7.5億美元收購來寶集團（Noble Group）所持有的中糧來寶農業49%股權。交易完成後，中糧國際全資持有該公司，並將其更名為中糧農業。
儘管當時全球大宗農產品交易市場低迷，但作為中糧集團的海外平台，中糧來寶農業將其上游糧源掌控能力與交易資產，直接對接中糧旗下企業的下游加工及分銷網絡，形成上下游一體化格局，有助於中糧集團進一步優化全球產業鏈佈局。
進入2018年，「國家隊」的氣勢更為如虹。以紫金礦業為代表的國內礦企持續加快海外擴張步伐，甚至在半個月內連續完成兩起巨額併購。
2018年9月6日，紫金礦業公告稱，擬透過境外全資子公司收購加拿大Nevsun全部股份，交易金額約合95.30億元人民幣（13.9億美元）。
Nevsun 公司成立於 1965 年，持有非洲厄利垂亞在產的 Bisha 銅鋅礦項目 60% 權益，並擁有塞爾維亞的 Timok 銅金礦項目，總計在塞爾維亞、厄利垂亞和馬其頓握有 27 個探礦權。其中，Timok 銅金礦尚未開發，而 Bisha 銅鋅礦則已投入生產。
2018 年 9 月 21 日，中國黃金集團與印度陽光公司簽署協議，收購俄羅斯克魯奇公司 70% 的股權，實現了中國國有企業首次控股俄羅斯的戰略級資源。
展望未來，海外金礦資源將成為中國黃金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2019 年《財富》世界五百強榜單揭曉，中國共有 129 家企業上榜，數量首次超越美國（121 家）。其中，22 家民營企業表現亮眼，業務遍及房地產、保險、ICT、家電、石化、汽車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十個領域。
通常，新興國家爭取大宗商品定價權需經歷兩個階段：首先是爭取對等定價，例如中國的稀土保衛戰與鐵礦石談判，透過整頓無序競爭、規範市場來提升賣方議價能力；其次才是真正爭奪定價主導權的階段。關鍵在於建立規模足夠龐大的市場，同時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
如今，第二階段已然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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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伊始，伊朗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便急遽升溫。
美國總統川普曾公開表示，美國已實現能源自給自足，不再需要中東石油。但事實上，美國煉油廠仍在使用該地區生產的原油。
得益於頁岩油產量暴增，美國在 2019 年將來自波斯灣的石油進口量壓低至 30 年來的最低點。然而，中東原油仍佔美國進口總量的 10% 以上。
相較於波斯灣供應的原油，頁岩油質地更輕、含硫量更低，對多數美國煉油廠來說並非最理想的原料。
由於已對伊朗實施制裁，美國的重油買家仍需依賴中東——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供應。
加拿大皇家銀行資本市場（RBC Capital Markets）大宗商品策略全球主管赫麗瑪·克羅夫特（Helima Croft）指出：「美國頁岩油改變了遊戲規則，這一點不容忽視。然而，若認為中東地區發生大規模、長期的供應中斷不會對經濟造成重大衝擊，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儘管全球新保守主義勢力抬頭，但全球化的大勢已不可逆轉。
全球化如同一張巨網，將個人、企業與國家緊密相連，即便是美國總統這樣的強權角色，也難以置身事外。
馬克·里奇（Marc Rich）逃離美國後，與合夥人平卡斯·格林（Pincus Green）繼續掌控全球最大的金屬貿易，其中包括中國的鎢礦交易，大部分業務透過喬治·布希（George H. W. Bush）的弟弟普雷斯科特·布希（Prescott Bush Jr.）運作。為推動鎢貿易，里奇不僅在柯林頓競選總統時支付「佣金」（或稱賄賂），同時也慷慨捐款，支持希拉蕊競選紐約州參議員。
2001年1月20日，就在柯林頓任期的最後一天，他宣布特赦了馬克·里奇。三年後，里奇去世，享年78歲。
他的官方傳記結尾極為簡短：「馬克·里奇是一位出色的滑雪者與藝術贊助人。」
然而，現實遠比這寥寥數語複雜得多。
2006年，湯瑪斯·佛里曼出版《世界是平的》一書，讓公眾目光重新聚焦於2000年至2004年這段關鍵時期：當時，中國與眾多發展中國家紛紛融入全球商品與服務供應鏈……世界變得既小又快，人類的政治與經濟體系亟需調整，以適應並建立相應的穩定結構。
百年之後，當我們回顧國運興衰與大宗商品之爭時，總會想起邱吉爾回憶其全面以石油取代煤炭的決策時所言：「冒險的獎賞就是優勢本身；只要能領先對手一年，就足以扭轉全局——那麼，前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