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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NICOLE RIFKIN
2012 年 12 月，Geoff·Hinton 在多伦多市中心搭乘巴士，前往塔霍湖之旅的第一站，这时候，他已经有7年没有坐下来过了。“我上一次坐下来还是 2005 年，”他经常说，“那是一个失误。”
十几岁时，他在给妈妈搬一个小型取暖器的时候伤到了背。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他根本无法坐下来，否则就会有椎间盘滑落的危险，而椎间盘滑落的疼痛将使他卧床数周。所以他不再坐着。他在多伦多大学的办公室里用的是一张站立式办公桌。吃饭的时候，他就在地上放一个小泡沫垫，然后跪在餐桌前，像祭坛上的僧人一样虔诚。
坐车出行的时候，他得横躺在后座上。长途旅行的时候，他得坐火车或坐船。他不能坐飞机，至少不能坐商业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起飞和降落时他都得坐着。“我当时认为自己可能会残废，一天也撑不下去。既然这样，那我不如认真对待它。”他淡淡地补充道，“如果你让它完全控制你的生活，它其实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问题。”
那年秋天，Hinton 先是躺在大巴车后座从多伦多到了纽约，然后乘火车到了 2700 英里外内华达山脉山顶的加州特拉基，最后又在出租车的后座上躺了一个小时到了南莱克塔霍。此前，他创建了一家新公司。这个公司还有另外两个人，都是他在大学实验室的年轻研究生。这个公司不生产任何产品。也不计划制造产品。网站除了 DNN-research 这个名字外，什么都没有，吸引力还没稀疏的页面大。64 岁的 Hinton 在学术界似乎很是自在，一头蓬乱灰发的他穿着羊毛衫，幽默感十足。在他的两个学生说服他之前，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开一家公司。但当他到达南莱克塔霍时，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正在准备竞争来收购他刚成立的创业公司。
他的目的地是山脚下塔霍湖边的两家大赌场：哈拉斯娱乐公司和哈维斯塔霍湖酒店所属的赌场。内华达松树拔地而起，同样高耸的这些由玻璃、钢铁和石头建成的酒店大楼也是会议中心，提供了数百个住宿房间、几十个会议场所和各种各样的普通餐馆。那年 12 月，他们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计算机科学家聚会，当时叫做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NIPS)，它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透过这个名字便能窥到计算机的未来。Hinton 是一位在伦敦出生的学者，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便在英国、美国的大学里探索人工智能的前沿。Hinton 几乎每年都会到加拿大参加 NIPS 的活动。但这次不同。在他看来，今年的会议似乎是举行高额拍卖的理想场所。
两个月前，Hinton 和他的学生们改变了机器看世界的方式。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神经网络的东西，这是一个以大脑中的神经元网络为模型的数学系统，可以识别常见的物体，比如说花、狗和汽车，它的精确度在以前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但就像 Hinton 和他的学生们展示的那样，神经网络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数据来学习这种非常人性化的技能。他把这称为“深度学习”，而它有着巨大的潜力。“深度学习”不仅可以改变计算机视觉，从会说话的数字助理到无人驾驶汽车再到药物发现，它可以改变一切。
神经网络的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但它的运作并没有像早期先驱们所希望的那样。甚至到了 21 世纪，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们确信这是一个技术死胡同，并且对 50 年前数学系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人脑的这个设想感到困惑。而那些仍在探索这种技术的人在向学术期刊提交研究论文时，往往会把“神经网络”伪装成其他东西，用不太可能冒犯其他科学家的表达来代替“神经网络”一词。
Hinton 则是少数相信有朝一日“深度学习”会成功的人之一，他创造的机器不仅能识别物体，还能识别口头语言，理解自然语言，进行对话，甚至可能解决人类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探索生物学、医学、地质学等其他科学提供新的、更精辟的方法。但即便是在他所任职的大学里，这也是一种古怪的立场，他所以大学一直以来都在拒绝他的请求——聘请另一位可以与他并肩作战的教授，以便他们可以在这场漫长而曲折的斗争中联手打造出可以自主学习的机器。他觉得大学里那些人认为“有一个疯狂的人从事这个工作就够了。”但是，Hinton 和他的学生们在 2012 年秋天发表了一篇长达 9 页的论文，论文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突破，并向世界宣布，神经网络确实像 Hinton 长期以来声称的那样强大。
论文发表几天后，Hinton 收到了一封来自余凯的邮件。余凯是中国科技巨头百度的人工智能研究员。表面上来看，Hinton 和余凯没有什么共同点。Hinton 出生于战后英国的一个上流社会的科学家家庭，他的家庭才能古怪，但也有较大的影响力。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人工智能博士学位，之后 4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担任计算机科学教授。余凯比 Hinton 小 30 岁，在中国长大，是一位汽车工程师的儿子，曾在南京和慕尼黑学习，后来到硅谷的一家企业研究实验室工作。虽然两人的阶层、年龄、文化、语言、地理位置均不同，但他们对神经网络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们最初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相识的，研讨会是基层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在整个科学界重振这个几乎处于休眠状态的研究领域，并重塑“深度学习”。身材矮小、脸庞圆润的余凯是热心的传播者之一。当那篇 9 页长的论文从多伦多大学出现时，余凯认为百度的智囊团应尽快招募 Hinton。于是，他给百度的一位副总裁发了封邮件介绍了一下 Hinton。这位副总裁则立即开出 1200 万美元，聘请 Hinton 和他的学生。
有那么一瞬间，Hinton 和余凯团队几乎就快达成合作了。但 Hinton 按下了暂停键。因为最近几个月，他在其他几家公司内部也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关系，包括百度在美国的两个竞争对手，这些公司也在给他在多伦多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要怎样才能招募到他和他的学生。
他看到了更广阔的机会，他问百度在接受他们给出的 1200 万美元的提议之前，他能不能看一下其他公司的报价。百度同意后，他颠覆了整个局势。受学生鼓舞，他意识到百度及其竞争对手更愿意支付巨额资金收购一家公司，而非拿出同样多的钱从学术界招聘几个新员工，于是他创建了自己的小型创业公司。为表示他们对“深度神经网络”的认可，他将公司命名为 DNNresearch。他还咨询了一位多伦多的律师，如何让一家只有三名员工、没有产品也几乎没有历史的初创公司价值最大化。
在律师看来，Hinton 有两个选择。一是聘请一个专业的谈判代表，但这可能会激怒那些他希望能够收购他公司的公司；二是进行拍卖。Hinton 选择了拍卖。最后，有四家公司参与竞拍：百度、Google、Microsoft，还有一家成立两年的伦敦初创企业 DeepMind，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是年轻神经科学家 Demis Hassabis，那时他还籍籍无名。
拍卖会那周，Google 的工程主管 Alan Eustace 驾着自己的双引擎飞机驶进塔霍湖南岸附近的机场。他和 Google 最受尊重的工程师 Jeff Dean 与 Hinton 和他的学生们在哈拉斯赌场顶层的餐厅里共进晚餐，这是一家用一千个红酒瓶装饰的牛排店。那天是 Hinton 的 65 岁生日。他站在酒吧桌前，其他人坐在高脚凳上，一起讨论着 Google 的野心、这次拍卖会以及他在多伦多的实验室正在进行的最新研究。对于一同进餐的两位 Google 员工来说，这次晚餐主要是了解一下 Hinton 的两个学生，因为他们彼此还从未见过面。百度、Microsoft 和 DeepMind 也派代表来塔霍湖参加会议。在竞拍开始前，拉开此次竞拍序幕的百度研究员余凯就与多伦多的研究人员召开了会议。但有意思的是，竞拍者从未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拍卖会本身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大部分竞价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企业高管，比如加州、伦敦、北京等。Hinton 将每个竞拍者的身份隐藏起来，不让其他人知道。
Hinton 在他下榻的房间哈拉斯酒店 731 号举办拍卖会，从房间里可以看到内华达州的松树和雪山的山峰。每天他都会为下一轮竞价设定一个时间，到了指定的时间，他和他的两个学生就会聚在他的房间里，看着他的笔记本电脑上的竞价数额。他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倒放的垃圾桶上，垃圾桶放在房间两张大床床尾的桌子上，这样 Hinton 就可以站着打字了。
竞拍通过 Gmail 来进行，这只是因为 Gmail 是 Hinton 保存电子邮件账户的地方。但据他说，Microsoft 并不喜欢这种安排。在拍卖前几天，Microsoft 抱怨说，Google 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拍卖中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通过 Gmail 竞拍的话，Google 可以窃听私人信息，并以某种方式进行竞拍。Hinton 也曾向他的学生们提出这一点，不过他更像是在评论 Google 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力量，而不是在表达一种严重的担忧。最后，Hinton 和 Microsoft都将他们的担忧搁置一旁，他说“我们非常确信 Google 不会读取我们的 Gmail 邮件。”
拍卖规则很简单。每次出价后，四家公司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将购买价格提高至少一百万美元。以给出最新竞价的电子邮件上的时间作为倒计时一小时的开始。一个小时结束后，如果没有人给出新的竞价，拍卖就结束了。DeepMind 用公司股票而非现金竞拍，但它毕竟无法与巨头们竞争，所以很快就退出了。剩下的就是百度、Google 和 Microsoft。随着竞价的不断攀升，先是到 1500 万美元，然后到 2000 万美元，Microsoft 也退出了，但又回来了。当 Hinton 和他的学生们争论更愿意加入哪家公司的时候，每一次的提价都让他们觉得意义重大。一天午后，当他们望向窗外时，两架飞机从相反的方向飞过，天空中留下的飞机云就像一个巨大的 X，而且正好就在一组山峰之上。兴奋至极，他们思索着这可能意味着什么，然后想起 Google 的总部就在一个叫山景城的地方。“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加入 Google？”Hinton 问道。“还是说我们不应该？”
竞价到达 2200 万美元左右时，Hinton 暂时中止了拍卖，同其中一个竞拍者进行了讨论，半小时后 Microsoft 又一次退出了。这样一来，就剩下百度和 Google，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家公司给出的价格仍然很高。余凯负责了百度最初阶段的竞拍，但当价格达到 2400 万美元时，百度一位高管从北京接手了。
余凯会时不时来 Hinton 房间瞧瞧，希望至少能知道点拍卖会的走向。殊不知，这就引发了 731 号房间的一个笑剧。在到像塔霍湖这样的地方旅行时，Hinton 因空气又冷又稀又干燥经常会生病。这次旅行，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生病，而且他也不想让任何科技行业的人看到他的样子。“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已经年老体衰，”他说。所以，为了预防生病，他把靠墙折叠沙发上的垫子拆了下来，铺在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把一块熨衣板和其他一些长长的结实的东西横放在两张床空，然后把几条打湿的毛巾挂在上面。他每天晚上都在这个临时搭建的遮盖下呼吸着潮湿的空气睡觉。但 Hinton 不想让余凯看到他的私人加湿室，所以每次余凯来聊天时，Hinton 都会转向他的两个学生，也就是他的三人公司里除他之外的两人，让他们把垫子、熨衣板和湿毛巾拆开藏起来。“副总裁们就是干这个活儿的。”他告诉他们。
有一次，余凯没有带背包就离开了房间，Hinton 和他的学生们注意到背包放在椅子上，他们想是否应该打开背包，看看里面的东西能不能告诉他们百度愿意出多高的价格。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不对。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百度愿意出更高的价格：2500 万美元、3000 万美元、3500 万美元。不可避免的是，下一个出价要到到点前一两分钟才到，在拍卖即将结束的时候，延长了拍卖时间。价格攀升得太高了，Hinton 把竞价的时间从一个小时缩短到了 30 分钟。竞价迅速攀升到 4000 万美元、4100 万美元、4200 万美元、4300 万美元。“感觉就像我们在拍电影一样。”他说。一天晚上，接近午夜时分，当价格达到 4400 万美元时，他又暂停了竞价。他需要睡一觉。
第二天，在恢复竞价约 30 分钟前，Hinton 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称将推迟竞拍开始时间。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又发了一封。拍卖结束了。Hinton 在晚上某个时刻就已经决定将公司卖给 Google，不再继续推高价格了。他给百度的邮件中说，公司发送的任何其他信息都会转发给他的新雇主，不过他没有说那是谁。
新的竞争开始了
他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直想要的。就连余凯也猜到，Hinton 最终会选择 Google，或者至少是另一家美国公司。毕竟他的背不好，这让他无法前往中国。既然如此，余凯也很满意百度在竞拍者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相信，这段经历帮助他的上级看到了他眼中的世界。通过将百度的美国竞争对手逼到极限，公司的智囊团已经意识到深度学习在未来几年的重要性。
Hinton 停止了拍卖，因为对他来说，为他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归宿，比获得最高价格更重要。当他告诉 Google 的竞拍者他在 4400 万美元停止拍卖时，他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他不可能放弃那些还未到手的美元。他并没有开玩笑，他的学生也和他想得一样。他们是学者，不是企业家，相对其他任何事情，他们更忠于自己的想法。
Hinton 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想法会被证明是多么有价值。没有人意识到。深度学习的兴起标志着数字技术构建方式的根本转变。工程师们并没有细化定义机器应该如何行为，也没有一次只制定一条规则、只写一行代码，而是开始构建机器，它们能从未被完全理解的海量数据中学习并应用。结果，一种新的计算方式出现了，它不仅比以前的任何计算方式更强大，也更加神秘和不可预测。事实证明，它超人类的能力也被人性的弱点所影响。当 Google 和其他科技巨头采用这项技术时，没有人意识到它正在学习那些来自构建它的研究人员的偏见。
Hinton 在塔霍湖的拍卖会以及 NIPS 会议结束后，余凯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他在飞机上遇到了另一位中国研究员邓力，他作为 Microsoft 的员工，在拍卖会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余凯和邓力因人工智能会议和研讨会已认识多年。他们在飞往亚洲的长途飞机上坐在了相邻的座位。由于竞拍者一直保持匿名，两人都不太清楚哪些公司参与了拍卖。他们站在机舱后面，花了几个小时讨论深度学习的崛起。但他们也因为上司的限制，不能透露自己参与拍卖的情况。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绕圈子，试图在不泄露自己秘密的情况下了解对方所知道的事情。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两人都知道新的竞争已经开始了，因为这次拍卖就像一把发令枪。他们的公司不得不回应 Google 的大动作。这是一场全球军备竞赛的开始，并将以几年前看来荒谬的方式迅速升级。
起初，只有一小部分科学家参与了这场竞赛，他们主要来自 Hinton 拍卖会上竞价的四家公司，而这场竞赛让他们的工作成为了科技行业的焦点。DeepMind 这家默默无闻的伦敦创业公司，在联合创始人 Demis Hassabis 无限野心的推动下，会成长为十年来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并打造出能够达到人工通用智能的机器，这种机器应用范围广泛，适应性强，还具备仿人思维。可 Hinton 和 Hassabis 对这一目标的有效性产生了分歧。由于 Google 在 2004 年 1 月收购了 DeepMind，所以，这一年他们便开始在同一家母公司的保护伞下进行研究工作。
最终，Facebook 和一家叫做 OpenAI 的初创公司也加入了竞争，后者通过主要投资与 Microsoft 结缘。所有这些玩家之间的竞争极大地加快人工智能的进步，会说话的数字助理、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医疗、 自动化战争和监控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而这远远超出了 Hinton 和他的学生的意图。
Hinton 退掉了 731 号房间，登上了回多伦多的长途火车——他仍然没办法坐下来。五年后，当被问及当时竞拍的公司有哪些时，他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签了合同，内容是我永远不会透露我们和谁谈过。我和 Microsoft 签了一份，和百度签了一份，和 Google 签了一份。”他拒绝提及 DeepMind，这也就意味着参与拍卖的人从来没能全面了解都有谁曾和他们为了计算机的未来而竞拍，而谜底现在才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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