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美国标普500指数在10天内4次跌破7%，触发了第一次熔断线，这让三月的券商分析师成为了一个危险的行业。荐股未结束，股价已下跌的翻车现场时有发生。在他们眼里，时运，可能比努力更重要。
10小时，为熔断想好说辞
咖啡和红牛，陪伴着研究员李小慕度过了整个3月，咖啡的浓度也是越来越高，一包不行就冲两包。
即使没有美股熔断的发生，3月也是李小慕最忙的一个月。从3月开始，上市公司开始逐一公布自己2019年的战绩。作为研究员来说，分析上市公司表现，判断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便是这段时间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6年11月，李小慕进入一家知名券商，从事助理研究员的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历练，已经可以独立的负责部分公司的研究报告。
“现在早上7点左右起床，翻看昨天晚上的新闻还有海外市场的动态。上班后就是开始写报告、写点评、开会一条龙。”李小慕表示，“6点下班是不太可能的，现在上市公司公告都在晚上出来，所以即便白天的工作没有做完，晚上也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点评需要写，所以节奏上被安排的很满，即使凌晨1、2点睡觉，今天的工作可能也做不完。”
据新财富在过去3年的调查问卷显示，研究员平均每3天要出一份研报，而这只占据了他们1/3的工作时间，另外还有1/3的工作时间用在了对外服务上，剩余1/3的时间用于奔波在上市公司的调研上，同时还要利用碎片时间处理大量邮件、信息和线上会议等。
以2016年最“勤奋”的长江证券为例，全年共撰写研报9755篇，人均177篇，几乎每人每两个工作日就出产一篇研报，研报数量创同行之最，其中深度报告3361篇，53名分析师人均撰写深度报告63篇。
对于研究员，大众的认知就是分析和点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们一样，对观点对事件进行深度解析、发表观点、科普人民大众。
但证券公司的研究员却不是学术研究，他们的工作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件事——推荐股票，并且得到买方的认可，这是研究员将研究成果变现的重要途径。
“信息要有及时性，一个热点事件出来之后，必须要立马写。”李小慕表示，“因为这个信息一经公开，那第二天早上股市一定有所反映。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二天开盘之前向投资者传达分析的结果，将影响和建议及时的传达给买方客户。我经常在吃饭或者在机场候机厅的时候，拿起手机、打开电脑开始干活。”
今年3月，资本市场也是“出其不意”，在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美国标普500指数在10天内4次跌破7%，触发了第一熔断线。
这一趋势很快传导到A股市场，截至3月31日收盘，上证综指报2750.30点，整个月跌幅4.51%。整个3月A股市值蒸发31529亿元，且截至2月A股开立账户的自然人达16045.17万，据此计算，人均亏损达到1.9万元。
对于研究员来说，是真正考验能力的时候。
“3月9日第一次美股熔断的时候，我熬了个通宵，水都没时间喝。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开电话会议，要给投资者反映情况、提供建议。”李小慕说。
熔断打乱了李小慕原有的工作节奏，更重要的是，理工科出身的她并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来应对投资者的询问。上一次熔断的发生还是几十年前，可以作为参考的历史和经验并不多。
那天晚上，包括李小慕在内，所有人的手机都在震，此起彼伏，有些同事甚至不敢接电话。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加班，学习，研究。争取用最快的速度给买方投资者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李小慕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安抚他们的情绪，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
第二天早上九点，投资者要求开电话会议。这意味着李小慕最多要在10个小时内想出如何解读这次熔断，并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当然，买方客户那边也有分析团队，不会在电话会议上和我们起过多的争执，双方只是在相互探讨对行业的解读和后续走势的分析，拿出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李小慕回忆说，“结束后，感觉自己像考了场托福一样。”
不过，接二连三的熔断，倒是让李小慕和买方之间都平静了许多。“10天内熔断了4次。第一次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心跳特别快，很多临时的工作需要处理。但到了第四次的时候，心态已经稳了。”
推荐还没完，股票就跌了
正如业内那句调侃研究员的段子“我们从来不加班，因为永远在上班”。虽是段子，却也贴合。归根结底，之所以紧张忙碌还是因为研究员“卖方”的身份。
券商研究所和研究员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机构投资者的分仓，因此研究员的研究结果的准确度、推荐的股票能否让投资者和机构赚到钱非常重要，向上影响着机构的声誉，向下则影响着研究员本人的薪酬。
头部的证券公司尚可利用别的部门的盈利来支持，以作为品牌投入；但对于小的证券公司而言，如果无法创造收入，那作为成本部门的研究所就会面临减薪甚至是裁员。且研究所在证券公司内部本身亦属于弱势部门，相比交易、投行部门，属于利润相对偏低，投入多、产出少的部门。
证券研究所是一个充分竞争的机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马太效应十分严重。头部的证券公司本身影响力大、分析工具完善、人员素质强悍，对很多投资机构、基金经理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他们的研究员一年创造千万级的佣金收入，压力并不大。但是对于小证券公司的研究员来说，几百万的业绩都很难完成。
公开资料显示，诸如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华泰证券，仅薪酬一项2019年支出就超过70亿元；从员工人均薪酬来说，中金公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位居前三，人均薪酬为88.91万元、78.34万元、71.46万元，人均月薪分别高达7.41万、6.53万元、5.95万元。
“我焦虑的东西有很多，研究的东西有没有影响力？推介的股票变现如何？投资者是否有收益？今年的收入怎么样？会不会被裁掉？如果失业我还能做什么？”某中小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张宝安说。
十年之前，证券公司还是如日中天的时代。据说当时的中金公司堪比华尔街的高盛，去路演的时候，很多基金经理都会争着去现场听，有些甚至是站着也要听。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信息传播效率的提升、获取方式的便捷，证券公司的路演也越加频繁，有些买方的基金经理甚至已经出现信息获取疲劳。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对于身为卖方的研究员来说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负担，经常一天奔波几个地方，口干舌燥。“最为疲劳的并不是身体。”张宝安说，“我碰到过最揪心的情况是，精心准备了一篇深度研究，30-40分钟的PPT，结果路演还没结束，推荐的股票竟然跌了。”
这并非是3月的独有现象，对研究员来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考验情商和储备的时候了。“这种时候，一般都会搬出价值投资，或者长线投资这种投资策略。”张宝安说，“而且这种情况遇到的多了，会提前在脑子准备数据，做好策略。毕竟2014年牛市的时候，也会有小幅度的回落，但最终还是会涨回去。”
对券商即卖方来说，如果买方投资者投资了推荐给他们的股票，结果亏了，那之后很可能就不会再找这家券商合作。“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月奖金没了倒还是小事，但未来的收入、信誉和影响力都会受到影响。”张宝安说。
但问题是当大环境不好的时候，谁也无能为力。张宝安说，“比如现在，所有的研究员都非常焦虑，因为当下大环境不好，停工的停工，投资者也变得相对谨慎了。”
身体好最重要
“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用来形容2020年非常恰当。在此之前，谁也不知道2020年会有新冠病毒出现。曾经看好的公司，曾经不看好的公司，甚至曾经看不到的公司都在这次疫情中经历了一次洗礼。
餐饮、消费遭受重挫；线上服务、线上教育迎来一波发展机遇；口罩、呼吸机成为市场“流量网红”。
研究员陈希对AI财经社透露，疫情期间，证券行业整体交易数据可观，对证券公司的业绩有所拉动。但目前海外疫情爆发，工厂停工，美联储疯狂“撒钱”，整个股市都处于低迷的情况，这种情绪亦会传导到国内市场。事实上，整个3月的股市动态，已经有所体现。
“我们可以分析行业发展的基本面，分析公司的经营短板、发展潜力，但是像疫情这种突发情况完全是我们无法预测的。”陈希说，“本来以为国内控制住了，结果国外又爆发了，所以我们现在多少有些迷茫。”
“这个行业想要出名，想要成功，除了努力，运气也是非常重要的。”陈希表示，“2014年的时候，上证综指从2000点上涨至3000点以上。那个时候，只要某家上市公司发了公告，股价大概率立马上涨。那个时候的研究员，人人都是股神。”
是每个人都是能力出众的佼佼者吗？答曰：不是，大势而已。
2014年到2015年上半年股市势头强劲，上证综指一度涨破5000点，结果到2015年下半年，市场就开始了泄洪式的下拉。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投资者、研究员都以为是市场的暂时调整，毫无察觉。
“6-9月，短短3个月，出现16次千股跌停，其中更有3次逾两千只个股跌停，停牌股票数量占比高达59%，创下历史记录。”陈希说，“那个时候真是人心惶惶，甚至有人猜测是国外力量在做空中国市场。”
在市场连续大幅下跌几天之后，很多高杠杆投资者要么被爆仓强平，要么就迫于平仓风险被迫卖出股票。在当时保留茅台、格力电器这些蓝筹股票的投资者，也不敢想象能在多久之后见到上述股票成长为大牛股。
2016年获得新财富宏观经济第一名的海通证券研究员在获奖感言中用“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面对资本市场的工作心态。并自称从2013年加入海通开始，便也开启了自己的健身之旅。原因很简单，“行业压力大能不能受认可，很大部分要靠运气，运气好时要珍惜，运气不好要死扛，只有身体好才能扛过去。”
眼下对券商而言，运气确实差了一些，研究员们一边讲述着自己的焦虑，一边表示“尽力而为”。
“对于2020年资本市场将会如何发展，我们也不敢盖棺定论。但是目前海外市场疫情严重，停工、裁员，国内股市迟早也会做出反应。”陈希说，“目前就是做好充分的准备吧，保持正常的工作节奏，潜心做研究、做模型。心态上也要有所调整，至于业绩方面只能说是尽力而为了。”
（李小慕、张宝安、陈希系化名）
来源：AI财经社
作者：冯圆圆 编辑：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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